中評社北京2月12日電／二戰以來，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但和平與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當前，百年變局中的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全球經濟復甦艱難，南北發展鴻溝拉大，國際發展合作動能不足，發展問題在國際議程中日益邊緣化。
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不斷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經貿問題政治化，誤導全球輿論，甚至不惜挑起各種貿易爭端乃至武力衝突與戰爭。美國的這種行為已經威脅到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安全與經濟安全，這不僅不利於美國自身的發展，同時也不利於構建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貽害全球的經濟復甦與和平發展。
不擇手段的種種惡行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是經貿問題政治化的借口和起因。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在擴大，除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政治、外交等傳統國家安全外，國家經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國家經濟安全指的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保持其經濟存在和發展所需資源有效供給、經濟體系獨立穩定運行、整體經濟福利不受惡意侵害和非可抗力損害的狀態與能力。
在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美國處於產業鏈頂端，又有超強的軍事實力做後盾，根本就沒有被惡意攻擊的危險。但是，美國常常以國家安全為名，肆意加征關稅，竭力打壓他國企業，大搞技術封鎖。比如，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國國內貿易法“232條款”，以進口鋼鋁產品“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歐盟、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征高額鋼鋁關稅，把全球拖入一場持續數年的貿易爭端。
制裁與脅迫是美國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所採取的強硬手段。作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和軍事強國，美國在其國家經濟安全沒有受到任何惡意侵害的情況下，屢屢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動用國家政治力量干涉國際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以強制手段達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為此，美國先後制定了《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等國內法，並炮製了一系列行政令，以“最低聯繫原則”等模棱兩可的規則任意擴大美國國內法管轄範圍，濫用國內司法訴訟渠道對其他國家、實體和個人實施“長臂管轄”，直接對特定國家、組織或個人進行制裁。
比如，美國違反公平競爭、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以各種莫須有罪名，圍追堵截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高科技企業，將1000多家中國企業列入各種制裁清單。美國濫用自身金融霸權和技術優勢，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大搞經濟脅迫，劃定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重點管控技術，強化出口管制，嚴格投資審查。美國政府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動用國家力量無端打壓和制裁中國企業華為，限制華為產品進入美市場，“斷供”芯片和操作系統，在世界範圍內脅迫別國禁止華為參與當地5G網絡建設，甚至還授意加拿大無理拘押華為首席財務官近3年。美國動用政治手段不僅打壓中國經濟，對盟友也毫不手軟。出於地緣政治和能源利益考量，美國從2019年12月起對“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項目實施制裁。俄烏衝突爆發後，即便德國已宣布暫停該項目認證程序，美國仍對相關公司及人員實施了制裁。
如果說各種制裁和脅迫是經貿問題政治化的硬手段的話，那麼意識形態操弄便是經貿問題政治化的軟手段。冷戰後，尤其是蘇東劇變之後，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已然成為西方經濟、軍事霸權的延伸，日益頻繁、深入地介入國際經濟競爭，成為一種重要、無形而巨大的力量。美國拿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大做文章，公然破壞國際經濟貿易公平規則，超出國家正常經濟行為的界限，給正常的經貿活動設置所謂的“民主指標”“人權指標”等各種政治“門檻”，採用政治化、妖魔化、污名化等手段進行輿論造勢和宣傳，將國際經濟貿易中的競爭對手置於政治孤立、輿論圍剿、商業劣勢的境地。
比如，美國炮製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將在中國新疆地區全部或部分生產的產品推定為所謂“強迫勞動”產品，以此為由禁止進口與新疆相關的任何產品。新疆是中國棉花生產的重要產區、全球最重要的光伏產業基礎材料多晶矽的生產基地，是全球紡織業和光伏產業鏈供應鏈中不可忽視的一環。美國強推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根本不是為了所謂保護人權，而是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剔除競爭對手，為實現其打壓新疆產業競爭優勢、將光伏產業轉移出中國的陰險目的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