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岸內外與完全統一：二十大報告涉台論述的理論解讀” 作者：田飛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
【摘要】完全統一是二十大報告關於台灣問題的終極目標，且與民族復興存在強關聯關係。這一目標根源於中國共產黨設定的歷史任務，而這一歷史任務被認為是全體中國人的公共意志，是中華民族的整體政治判斷與實踐追求。“歷史任務”具有中國憲法上的規範性確認和承載，具有執政黨使命的神聖義務根據和責任倫理。二十大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里程碑，是新時代在思想體系與制度體系上基本成熟的標志。二十大報告涉台論述在中央既往對我方針政策基礎上，充分凝練總結過去十年涉台涉外鬥爭與民族復興進程的新實踐、新論述與新思想成果，形成了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有關論述肯定并深化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對愛國統一力量的政治支持，推動深化兩岸中國人的融合發展與國家認同的塑造，以心靈契合實現兩岸完全統一的契約式再造。中央堅持台灣問題的主權內政屬性并展開反台獨、反干預的綜合性鬥爭，為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及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了富有智慧、定力、進取心和制度理性的框架謀劃。
一、引言：祖國統一新的里程碑
在舉世矚目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代表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政治上作出權威而清晰的宣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够實現！”這是具有非常意涵及分量的政治決斷，表明：其一，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是相同的“歷史車輪”，是歷史與邏輯的強關聯，不存在缺少國家統一要素的民族復興；其二，“歷史車輪”是一種歷史承載、歷史規律和歷史力量，這里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復興當代史的華麗篇章；其三，兩岸關係的唯一前途是“完全統一”，不存在台獨的任何空間，也不存在損害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任何“不完全統一”的有害方案與前途，所謂“完全”就是主權與治權的完整性回歸；其四，“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共同的主觀意志和客觀實踐的有機結合，是民族共同精神力量與實踐行動的內在協調與實現。這一政治決斷，放在二十大整體性的民族復興大邏輯中，可以視為祖國統一進程新的里程碑。
完全統一是二十大報告關於台灣問題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根源於中國共產黨設定的歷史任務，而這一歷史任務被認為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意志，是中華民族的整體政治判斷與實踐追求。完成這一統一目標的路徑被設定為具有優先次序的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兩種，其中的和平方式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非和平方式即“决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祖國完全統一的目標高於一切，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儘管存在先後次序，但都是選項，也都是有著相應觸發機制與實施條件的。非和平方式之觸發機制，從國內法律而言，主要規定在《反分裂國家法》第8、9條。隨著兩岸對抗升級與外部勢力干預的深化，國內已有越來越多的關於解釋或修訂上述非和平方式條款的動議。美國《台灣政策法》的啓動和挑釁，與台獨勢力的“法理台獨”冒險行動一樣，都是對上述底綫邏輯與行動條款的衝擊和測試，從而呈現出新時代涉台涉外鬥爭的激烈化與高度風險性。將台灣“烏克蘭化”將成為外部干預勢力利用“台灣牌”的最危險動作，也是兩岸關係的極限風險所在。
二十大報告涉台論述充分意識到“兩岸內外”的聯動效應，意識到外部干預勢力對兩岸完全統一進程的結構性阻撓作用，特別提出反“獨”促統及反對外部勢力干預的行動邏輯及要求。台灣問題牽涉到的“小兩岸”（大陸與台灣）和“大兩岸”（中國與美國）的複雜辯證關係，是完成祖國完全統一必須聚焦和破解的難題。對中國而言，這是拆解美國霸權結構、維護自身主權利益的一次正當而富有鬥爭內涵、智慧挑戰性的總體戰，而對美國而言，這是霸權自衛與冷戰咒語重臨的一次世界體系權力鬥爭與地緣政治決戰。“歷史車輪滾滾向前”，霸權理由及其最後的對抗，無法逆轉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正當意志與行動力量。
二、歷史任務、民族意志與總體方略
以政黨代表國家，是一切現代政治體系的基本形態。這一形態是對古典君主制與貴族制的替代，是民主原則及其制度化的必然結果。但政黨政治不能簡單等同於西方的選舉民主模式。西方現代性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內在裂變和鬥爭，出現了資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前者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締造者和護衛者，以服務資產階級利益為政治使命，後者則屬於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思想引領者，秉持一種批判資本主義的解放哲學及其實踐體系。《共產黨宣言》（1848）非常精闢地呈現了兩種制度與政黨模式的差異性。中國共產黨屬於後一種，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長期進程中發展出了中國特色和中國制度理性。
二十大報告在整體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代表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新時代宣言，其所承擔的歷史任務，在宏觀層面可以簡化表述為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前者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性與中國屬性，後者體現中國共產黨的世界性與人類屬性。祖國統一在二十大報告中被界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這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真理觀與使命觀的體現。通常而言，資產階級政黨不會宣揚和訴諸什麼真理或歷史任務，而是作為利益階層的政治代表謀求純粹世俗的權力和利益，民主選舉的“輪流坐莊”游戲滿足了世俗性權力和利益的周期調整需求。資產階級憲法上不存在“法定執政黨”的概念和制度，不存在經由執政黨意識形態而確立的國家指導思想，因為資產階級國家另有“上帝”之存在，有資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存在，政黨衹需充當其選舉工具和政治利益分配的有限功能即可。無產階級政黨是不同的，在完成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需要作為當家作主的無產階級及整體人民的政治代表，需要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并實現對國家事務的全面領導。無產階級政黨除了選舉程序和法律固有授權的權力來源之外，更根本的權力來源是以真理代表制和實質代表制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將自身使命界定成：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國家統一被視為民族復興與人民幸福的核心指標。
“歷史任務”論可追溯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哲學及其使命神聖性。在與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政治力量的長期競爭以及領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長期鬥爭中，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了與人民的血肉聯繫及內在的政治代表關係，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真正的規範性基礎。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必須放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哲學脈絡中加以理解。“歷史任務”不是政策性任務或階段性目標，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塑造民族意志、驗證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檢驗性指標。
中國共產黨有上述的使命意識和責任倫理，并以此在政治上具有超過晚清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正當性與優越性。“歷史任務”具有中國憲法上的規範性確認和承載。在中國憲法序言中有這樣的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這里提到了神聖領土和神聖職責，將“歷史任務”的神聖性維度予以具體揭示和展開，而完成“歷史任務”的關鍵政治責任必然落到作為國家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在這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中國憲法上關於國家統一的神聖義務實現了完美的規範性結合。中國共產黨必須通過對國家統一任務的歷史性完成來驗證其獲得人民歷史信任與持續享有全面領導權的政治合法性。
為推進完成祖國完全統一，在十八大以來的中央領導與實踐下形成了“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方略不同於方案。方略是戰略大端，是在新時代推進祖國統一的原則與框架，而方案則屬於具體化的實施細則。方案本身也是方略恰當運用的結果，是方略的一種理性預期和過程性成果。這一總體方略是在所謂“非凡十年”（2012-2022）過程中應對危機與主動創造而成的，具體包括如下要點：其一，“一個中國”法理原則的至上性，這一原則不是談判或協商的議題，而是前提，這也與鄧小平在港澳回歸談判中關於“主權問題不可談”的原則立場保持了一致；其二，反台獨與反干預相結合的綜合性鬥爭，以鬥爭方式威懾反對力量，最大限度創造和平統一的完整、可持續的實施條件；其三，以人民為中心的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的基礎工程，以兩岸中國人及其心靈契合與利益融合作為兩岸完全統一的共同體結構基礎和契約心理基礎；其四，主場統一的歷史責任與行動邏輯，即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與主動權，主動創造議題、形勢、機會和路徑以推進兩岸完全統一進程，尋求政治突破和制度實現；其五，過程與結果、統一與治理相協調的整體觀與實踐觀，堅定心智，周全謀劃，謀定而動。這一總體方略凝聚了新時代對台理論與實踐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創新論述以及結合“大兩岸”與“小兩岸”的戰略統籌結論，是科學與可行的。
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愛國者治台
二十大報告對“一國兩制”作出了史無前例的科學論斷和清晰指引。在報告第十三部分“一國兩制”專門章節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新時代哲學框架：其一，“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社會主義的創新成分，不是資本主義的顛覆成分，從而在理論上嚴謹而科學地解決了“一國兩制”的政治身份與正當性問題；其二，“一國兩制”是港澳回歸以來的最佳制度安排，這里的“最佳”是實踐的、動態的、可檢驗的，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的充分成功對台灣社會有強大影響力，也對中央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涉我方針有重要的支撑意義；其三，“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持，從而終結了由“五十年不變”相關話語爭論帶來的思想混亂與信心動搖，“長期堅持”成為“一國兩制”新的生命周期編碼格式，也是中央繼續戰略性發揮“一國兩制”在國家統一與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制度杠杆作用的權威信號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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