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日電／偉大理論都是由特定時代需要而產生的。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性交匯的時代背景下形成和發展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特定的時代背景鑄就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時代性、原創性、系統性，賦予習近平經濟思想特有的理論深度、實踐廣度和現實鮮活度。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時代背景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機遇。同時，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局部衝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樣的大變局不是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
世界之變前所未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潮，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新冠肺炎疫情吞噬全球多年發展成果，南北發展鴻溝擴大，人類發展指數30年來首次下降，全球發展遭遇嚴重挫折，世界經濟復甦步履維艱，國際環境日趨錯綜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複雜變化。
時代之變前所未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智能技術推動產業生態發生革命性變革，重塑各國經濟競爭力消長和全球分工格局，改變原有國際分工的“中心—外圍”結構，科技創新成為大國競爭的戰略制高點。與此同時，全球氣候變化、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移民問題、地區衝突等各種挑戰層出不窮，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
歷史之變前所未有。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格局深刻調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雖然“西強東弱”的總體格局尚未改變，但“東升西降”的態勢日趨明顯。亞太地區占全球經濟的份額不斷提高，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持續上升，世界經濟格局加速重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的躍升，一些西方國家視我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我國發展外部環境日趨複雜嚴峻。
從我國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很多情況是改革開放以來沒有碰到過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有效應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面對外部環境的新變化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刻總結並充分運用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系統回答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揭示蘊含其中的內在邏輯和客觀規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鮮明時代性、原創性、系統性的理論成果，深刻回答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中國之問、世界之問。
創造性回答時代之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習近平經濟思想創造性地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論斷，強調要立足新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創造性回答人民之問。進入新時代，我國過去所處的短缺經濟和供給不足狀況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習近平經濟思想創造性地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強調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創造性回答中國之問。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一系列長期積累及新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亟待解決。習近平經濟思想創造性地提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重大理論觀點，強調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創造性地提出樹立和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強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創造性地提出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思想，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創造性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方針，強調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是結構性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創造性地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強調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培育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這些理論成果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具有戰略性、綱領性和引領性的重大問題作出全新闡釋，把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
創造性回答世界之問。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嚴峻挑戰。習近平經濟思想創造性地提出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重要思想，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高度出發，解答了經濟全球化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世界之問，強調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世界各國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作出正確選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這為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處在歷史交匯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具有廣闊的時代背景、深厚的理論淵源、堅實的實踐基礎。當代中國正在經歷的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的最為宏大而獨特的發展實踐、正在推進的最為壯闊而生動的現代化進程，賦予習近平經濟思想特有的理論深度、實踐廣度和現實鮮活度。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創新
理論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創新。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在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應對新挑戰中提出一系列具有鮮明時代性、原創性的基本範疇、基本概念、理論觀點，形成一系列重大理論成果以及新的理論體系和理論範式，並上升為系統化的科學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第一，提出一系列具有時代性、原創性的基本範疇。
恩格斯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習近平經濟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範疇和基本概念，如經濟發展新常態、新發展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代化經濟體系等。這些基本範疇和基本概念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立足中國實際、在回答和解決現實問題中提出來的，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原創性，構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元素”。
經濟發展新常態。這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提出來的。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凸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蔓延，世界經濟復甦乏力。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階段”。同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新常態”。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從九個方面的趨勢性變化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原因，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經濟發展新常態”深刻刻畫了我國經濟發展新的階段性特徵，強調不能不顧客觀條件、違背規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要立足提高質量和效益來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十分明確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含義。
新發展階段。這是針對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後、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提出來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這標誌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新發展階段與“三期叠加”、經濟發展新常態在邏輯上具有遞進性，同時又具有新的時代內涵，闡明了我國經濟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潛在增長水平趨於下降的背景下，就如何解決經濟運行中結構性問題提出來的。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指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調研時強調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一個原創的基本範疇，強調通過結構性改革解決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問題，明確了新階段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對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在確立了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後，就如何推進經濟體系建設提出來的。2018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係和內在聯繫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國家強，經濟體系必須強”“祗有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更好順應現代化發展潮流和贏得國際競爭主動，也才能為其他領域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這個基本範疇，回答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建設什麼樣的經濟體系這個基本問題，為豐富和發展我們黨關於現代化建設理論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第二，形成一系列具有時代性、原創性的重大理論成果。
在領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習近平經濟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時代性、原創性的重大理論成果，如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理論、關於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關於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關於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等。這些理論成果構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理論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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