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文化是愛好和平的文化。唐代以前，各民族之間出於利益紛爭尤其是為了爭奪戰馬這一軍事戰略資源，也曾爆發過一些戰爭衝突；西南茶馬古道的開通，使包括戰馬在內的各類物資可以通過貿易手段獲取，徹底改變了馬在西南各民族文化中的面貌，使其不再與戰爭、災禍聯繫在一起，而是成為財富的象徵。這種改變對西南地區和平發展的意義十分重大，明代名臣楊一清就認為茶馬貿易能夠很好地穩定邊疆、消弭戰爭，他在給皇帝的上書中直言茶馬貿易“實賢於數萬甲兵”。事實證明西南茶馬古道的通暢也確實使“西陲宴然”，在明代兩百多年間沒有發生大的戰爭（《明史·朵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傳》）。
共同培育偉大的愛國精神
茶馬古道所建立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聯繫，不僅是經濟和文化聯繫，而且是情感聯繫、精神聯繫。千年來，各民族依靠古道貿易互通有無，因共享古道歷史文化而互敬互愛，也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愛國精神。“時窮節乃見”，在近代中國陷入存亡危機之際，這種愛國精神便熠熠閃耀，集中體現在抵制印茶入藏和西南地區抗戰等重大歷史事件之中。
印茶入藏是近代英印殖民勢力主導的一種經濟侵略活動，其目的是通過向西藏傾銷印度茶葉，從而切斷茶馬古道上原有的經貿聯繫，逐步滲透乃至控制西藏。英國殖民者自侵占印度後，一直覬覦我國的西藏地區，於1888年、1904年兩次軍事入侵西藏；19世紀80年代以後印度茶在全球市場占據上風以後，英印殖民勢力對印茶入藏的野心便更加膨脹。他們一方面通過軍事和外交手段，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放亞東、噶大克等通商口岸；另一方面加緊仿制磚茶，並通過低價傾銷、暗地走私等多種手段銷往西藏。然而，他們低估了茶馬古道上各民族之間的血脈聯繫，也低估了西南各族同胞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即便是在川康地區遭遇戰爭動蕩、四川邊茶運輸中斷的時期，西藏的茶葉消費缺口也是轉由後起的滇茶來填補，印度茶仍被拒之門外。由於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堅決抵制，印度茶在整個晚清民國時期始終未能打開西藏市場，據統計，其在西藏的最高年銷售量約為一萬公斤左右，與我國茶葉動輒數百萬公斤的銷量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與此同時部分我國茶葉甚至還通過拉薩轉賣到了印度大吉嶺等地。到20世紀40年代末，印茶入藏企圖宣告破產，這是西南各族同胞反抗帝國主義滲透的一次重要勝利。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的危機更加深重。1938年底，退守西南的國民政府提出“利用人力獸力運輸，增進貨運”（《社會經濟月報》1939年第1期），隨後在茶馬古道青藏線和滇藏線上恢復了驛運。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後，茶馬古道更是成為西南大後方與外界溝通的唯一陸上要道。整個抗戰後期，四川、雲南、西藏各地由漢、藏、白、納西等各族人民組成的馬幫，穿行在先人開拓出的石棧天梯和羊腸小道間，不畏艱險，晝夜不息。據統計，當時這條道路上一共動用了“八千匹騾馬和兩萬頭牦牛”（顧彼得：《被遺忘的王國》），為抗戰後方輸送了難以計數的緊缺物資，在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燃起希望的火種，譜寫出一曲全民族抗戰的壯闊樂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