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7日電／據人民網報道，政治操弄致使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全球最高，槍擊事件奪走衆多無辜生命，暴力執法讓移民難民處境艱難，針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和攻擊愈演愈烈，單邊主義在全球引發人道主義災難……近年來，美國國內人權狀況不斷惡化，霸權主義和拱火行為加劇地區衝突和危機，美國自我標榜“人權衛士”，實為“世界人權事業最大的破壞者”，其虛偽面目正在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識穿和揭露。
【一】
如何評價近年來美國的人權狀況，特別是與槍支暴力、新冠肺炎疫情、種族歧視、強迫勞動等相關的問題？
李雲龍：槍支泛濫導致涉槍暴力、凶殺和自殺事件激增，已成為美國社會難以根治的“頑疾”。今年5月14日，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一家超市發生槍擊，10人被打死；5月24日，得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羅布小學槍擊案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兒童；在今年為期3天的“獨立日”假期期間，全美幾乎每個州都發生了槍擊事件，數量多達500餘起，共造成至少220人死亡、近570人受傷……這些只是美國槍支暴力問題的“冰山一角”。僅2021年，美國發生的惡性槍支暴力案件就達到創紀錄的690餘起，槍擊事件導致的死亡人數達到歷史最高的4．4萬餘人。
一聲聲槍響折射出美國治理失靈的現實。什麼是造成美國槍支泛濫的重要原因？一是畸形的持槍文化。美國社會把個人權利片面地置於社會安全之上，只講持槍人權利，不講私人持槍對他人的威脅和傷害。他們把個人持槍權絕對化，認為持槍權是美國人“生來就有的天賦權利”，宣稱“槍支是自由的保障”“限制持槍就是限制個人自由”。這種無限放大個人權利、誇大擁槍意義的畸形持槍文化成為美國社會主流，支配了行政、立法和司法過程，塑造了社會運行模式和個人行為方式，導致槍支泛濫，暴力事件層出不窮。
二是利益集團阻止美國控槍。美國擁有龐大的槍械制造、銷售和服務產業，且發展迅速。美國槍支彈藥產業營收增長迅猛，從2008年的191億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705億美元。槍支行業聯合起來形成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開展廣泛的擁槍游說和宣傳活動。1998年至2020年，美國反控槍利益集團花在政治游說方面的資金超過1．7億美元。這些利益集團提供大量政治捐款，深度介入美國總統選舉和國會議員選舉，幫助擁護持槍權的政客贏得選舉。＜nextpage＞
三是兩黨惡鬥削弱槍支管控。美國民主持續衰退，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90％的民主黨支持者認為降低槍支暴力的相關法案應優先於保障持槍權的相關法案，56％的共和黨支持者則認為保障持槍權的法案應優先於降低槍支暴力的法案。兩黨惡鬥導致控槍立法難以推進，或者使控槍法案內容空洞。
郝亞明：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擁有先進醫療技術和豐富醫療資源的美國，民衆生命權和健康權遭漠視和傷害，累計確診和死亡病例均居世界首位，其中土著居民、拉丁裔和非洲裔群體遭受疫情的影響遠比白人嚴重，種族不平等凸顯。可以說，疫情像一面鏡子，照映出美國長期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
美國社會長期存在制度性、系統性、結構性的種族主義，充分說明美國的人權在不同種族之間既不普遍也不平等。少數族裔在執法司法領域中遭受著赤裸裸的不公正對待，在經濟與社會保障領域中與主體種族存在明顯的差距，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承受著種種或明或暗的區別性對待。
以執法領域為例，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街頭被白人警察殘忍跪殺的消息震驚全球。然而上述事件絕非個例。2014年7月17日，幾名紐約白人警察在逮捕非洲裔男子埃裡克·加納時，使用被明令禁止的鎖喉動作致其窒息死亡。加納未攜帶任何武器且全程高舉雙手，在多次申訴無法呼吸的情況下，仍被從後邊勒住脖子不鬆手，頭被擠向人行道，最終失去知覺并導致死亡。“喬治·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我無法呼吸”就成為非洲裔反對警察暴力乃至種族歧視的代名詞。弗洛伊德臨死前不停呼喊“我無法呼吸”并苦苦哀求掙扎的畫面，再次喚起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悲慘記憶。
張祺樂：強迫勞動是根植於美國建國歷史和社會現實的一顆毒瘤。從1776年美國建國至1862年《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發表，奴隸制在美國“合法”延續超過80年，占其建國以來歷史的1／3。回溯至歐洲殖民時代，1514年至1866年間，至少有3．6萬個“販奴遠征隊”將上百萬名黑人奴隸販賣到美國。可以說，美國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與強迫勞動交織在一起，而這樣的黑暗歷史至今仍在美國延續。＜nextpage＞
強迫勞動在各行各業無處不在。據美國丹佛大學網站文章，目前在美國至少有50餘萬人生活在現代奴隸制下并被強迫勞動。這一問題在家政、農業種植、旅游銷售、餐飲行業、醫療和美容服務等23個行業領域尤為突出。今天美國的強迫勞動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具隱蔽性，甚至部分行業在強迫勞動方面還存在制度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還是批准國際勞工公約數量最少的國家之一。
雇用童工問題觸目驚心。美國是聯合國會員國中唯一沒有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據非營利機構“美國農場工人就業培訓計畫”估計，美國至今仍有約50萬童工從事農業勞作，很多孩子從8歲開始工作，每周工作長達72小時。農場童工長期暴露在農藥等危險化學品中。此外，他們需要操作鋒利的工具和沉重的機械，由於缺乏必要培訓和保護措施，面臨較大工傷風險。
監獄是強迫勞動的重災區。美國人口數量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而監獄人口數量占全球在押人口的1／4，是全世界監禁率最高和被監禁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監獄用於支付犯人工資的開支占總預算比率不足1％，而監獄勞工每年創造的產品和服務總價值卻超過110億美元。監獄勞動帶來相當可觀的經濟利益，為監獄內發生的強迫勞動、美國大型企業濫用監獄勞工等提供了動機。
其中私營監獄問題可謂是“吞噬美國人權的黑洞”。上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打著“緩解收容壓力、降低監禁成本”的旗號，以購買服務方式將公共監獄承包給私營企業運營。為實現利益最大化，私營監獄不僅迫使服刑人員長期從事高強度、低報酬勞動，使其像奴隸一樣工作，還通過提高“入住率”獲得來自政府補貼的“人頭費”。在暴利推動下，美國私營監獄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至2010年20年間監獄數量增加16倍。
【二】
近年來，美國人權狀況進一步惡化，原因是什麼？這種狀況為什麼難以改變？＜nextpage＞
常健：美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是其兩極分化的經濟分配格局、種族分裂的社會格局以及金錢和利益集團操控的政治格局相互作用的結果。在經濟領域，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顯示，2019年美國收入不平等處於50年來的最高水平，2／3的財富由最富有的5％的人占有，超過38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在社會領域，少數族裔遭受嚴重歧視，導致社會處於日益分裂狀態；在政治領域，金錢操控政治過程使得政府更多代表富人和社會強勢群體的利益，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無法真正得到保障。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研究所2021年發布的一項針對18歲至29歲美國年輕人的調查結果顯示，5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民主“陷入困境”或“失敗”，而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尚屬“健康”的比例僅為7％。
何志鵬：盡管美國人權狀況進一步惡化，然而美國對於一系列問題卻“不想改、不易改、不敢改”。所謂“不想改”，是因為美國政治思想深處存在一種主流的優越感，即國家由精英階層主導、“白人至上”理念深入骨髓，在他們的認知中并沒有什麼必要為了少數族裔群體利益去改變相關規範。所謂“不易改”，是因為美國已經長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官僚主義體系，以民主為名的議會政治帶來了為追求均衡而降低效率的政策運行方式，不容易為了良好的人權目標而做出快速反應和有效努力。所謂“不敢改”，是因為在美國政治背後有著大財團、產業巨鰐的支持和影響，他們基於自身利益考量，沒有改革現有美國人權政策的動力，卻有著對改變現有人權格局強烈的質疑和防範。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想要改進現有的規範框架和社會結構，使人權狀況變得更好，無疑困難重重。
美國一系列人權問題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近年來，在美國產業升級動力不足、金融產業發展受重創給經濟形勢帶來挑戰的背景下，美國人權狀況更顯困窘，同時教育歧視、就業歧視、私營監獄、強迫勞動、雇用童工等問題層出不窮也對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消極影響。面對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美國政府不但不加強治理改革，還想方設法將禍水引到國外，通過矛盾溢出轉移公衆的注意力。在國際關系中，越來越多國家政府、民衆和社會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國的人權狀況。在他們看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并沒有很好地承擔起國際治理的責任，反而以自私自利的方式謀求自身強大，是不值得信任的。＜nextpage＞
【三】
美國在國外頻繁幹涉別國內政，甚至實施粗暴的武力幹涉，嚴重損害全球人權事業。如何看待美國的幹涉行為，其動機是什麼？
何志鵬：美國是世界上幹涉別國內政最為頻繁的國家。早在19世紀，美國就以行使“領事裁判權”為名，對半殖民地國家的司法裁判權橫加幹涉。進入20世紀後，美國繼續采用類似借口，犯下幹涉格林納達內政、向巴拿馬發動武裝入侵等一系列惡行。二戰結束後，美國打著“捍衛民主”“人道主義”“反對恐怖主義”等旗號，肆意侵犯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強行改造他國政治和社會制度，釀成諸多人道主義災難。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巴拿馬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叙利亞戰爭……美國動輒威脅他國主權，肆意發動對外軍事行動。根據美方的統計數據，自1992年到2017年，美國對外軍事幹預高達188次。
美國發起的一次次戰爭，在法律上嚴重破壞了一系列國際法原則、國際關系基本准則，使得國際法律秩序遭到破壞；在經濟上剝奪他國的發展機會，甚至掠奪他國的財產，嚴重損害相關國家和人民的發展權益；在政治上罔顧他國合法政府合法性，蓄意破壞他國政治制度，使世界政治陷入大國強權的陷阱；制造了諸多全球性和地區性難民問題和人道主義災難，使得很多國家和人民對於自身存續缺乏安全感。
常健：美國是受資本控制的國家，其在國際社會的種種惡行，背後都有資本利益集團的支持和推動。美國對外發動戰爭，背後有軍工複合體的推動；肆意幹涉一些國家的內政，與石油天然氣能源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息息相關；對他國揮舞制裁大棒，體現的是金融、技術和商業資本的戰略意圖。資本的本性是全球擴張和壟斷控制，這決定了美國政府的主要戰略目的是維持其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為美國資本撑腰，不惜一切代價扼殺可能的競爭對手。
郝魯怡：近年來，美國邊境地區的移民問題持續惡化，移民的生命權、人格尊嚴和自由權遭受嚴重侵犯，處境悲慘。今年6月27日，美國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發生偷渡移民慘死車中的慘案，導致53人遇難。這是美國近年來最嚴重的移民死亡事件之一。＜nextpage＞
在對待非法移民問題上，美國在邊境地區實施極端嚴厲殘酷的禁入措施和高壓行動，對入境者實施大規模逮捕，強制與家人分離、任意驅逐。侵犯過境移民、難民人權以及虐待事件頻發。
2018年美國政府實施“骨肉分離”政策，強制將大批移民兒童與父母家人分離，單獨關押。這一行徑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道主義，受到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強烈譴責，聯合國人權高專批評其行徑構成“受到政府批准的兒童虐待”。
有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執法部門在美墨邊境逮捕非法移民約170萬人次，創20年來最高紀錄，其中包含14．5萬名兒童。有媒體披露移民兒童被關押在“大型籠子”裡的畫面和哭喊尋找父母的錄音，稱被分離兒童居住的臨時安置點破舊簡陋，這些兒童面臨暴力執法，身心健康狀況堪憂。
【四】
美國國內人權狀況嚴重惡化，卻反倒以“人權教師爺”自居，對別國指手畫腳，甚至以保護人權之名行幹涉別國內政之實。如何認識美國的“人權雙標”，其背後有著怎樣的真實面目？
常健：美國的“人權雙標”是其人權政治化的表現形式。所謂“人權政治化”，主要是指出於某種政治動機以政治實用主義的態度來處理人權問題，將人權作為實現某種政治戰略的工具，作為侵犯他國主權、幹涉他國內政的借口。人權政治化遵循的邏輯是先給政治對手貼上“侵犯人權”的標簽，之後再按圖索驥地從種種傳言、推測乃至臆造中尋找其“侵犯人權”證據，達到醜化和擊敗政治對手的目的。在這一邏輯鏈條下，人權已經與人類價值和尊嚴無關，與政治對手是否侵犯人權無關，唯一重要的是搶占道德制高點，讓政治對手在道德和政治上受到指責圍攻、名譽掃地，被迫按照攻擊者意志行事。＜nextpage＞
美國“人權雙標”的具體表現，一是對本國和他國人權問題奉行兩套標准。盡管美國國內存在大量侵犯人權的問題，然而美國在其每年發表的國別人權報告中卻對本國存在的人權問題避而不談，反而趾高氣揚地指責別國的人權問題。二是對“盟國”和“非盟國”奉行兩套標准。對於“盟友”國家或友好國家中的人權問題，美國傾向於采取“視而不見”和“聞而不宣”的態度；對於與自己意識形態、政治和社會制度不同或利益相衝突的國家，它們的人權問題就會被美國突出對待，甚至被施以各種形式的制裁。三是對一國在不同時期采取兩套標准。如果某個國家在某個時期的政策違背了美國政府利益，人權問題就可以被利用來指責、要挾和制裁該國；當該國迎合了美國政府的利益時，人權問題則可能被置於次要的地位來對待，或者忽略不計。
郝魯怡：美式“人權雙標”在移民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美國對外標榜“人權高於主權”“人權至上”，將本國意志淩駕於他國利益和民衆福祉之上，肆意幹涉他國內政，激化他國內部矛盾，加劇社會動蕩。美國對拉美地區的粗暴幹涉，造成很多地區面臨貧窮、失業、饑餓以及暴力犯罪等社會問題，導致這些地區的人們轉而試圖入境美國。對此，美國政府沒有從根源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采取嚴厲的懲罰性移民政策，對美國邊境地區移民局勢構成衝擊，將非法移民問題拖進長期化的泥潭。
美國在處理國內移民事務時，則以“保障國家安全”為由明目張膽地大行排外主義，驅逐排斥特定種族，不受憲法司法審查制度的制約，赤裸裸地體現了美式雙重標准。典型例證為2017年美國頒布一份名為“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畫”的行政命令，曾禁止多個伊斯蘭國家公民入境美國。該行徑因涉嫌對特定種族構成歧視，在美國國內外一度引發廣泛抗議。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卻以國家安全為由支持該行政命令。有了司法判決作背書，移民領域成為“法外之地”，這是美國移民政策排外主義存在、延續以至在特定時期集中發作的制度根源。
【五】
美國在人權問題上肆意妄為給世界穩定與發展帶來了哪些危害，對全球人權善治造成了哪些惡劣影響？世界各國應該如何更好認清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虛偽本質？＜nextpage＞
常健：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政治化，正在毀損全球人權善治的根基。它分裂了全球人權事業，使全球人權治理的國際舞台變成了政治對抗的戰場，阻塞了人權對話交流的渠道，使人權領域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鑒無法實現。國際社會應鮮明反對人權政治化的惡劣行徑，摒棄人權對抗的做法，開放人權對話交流，本著人類一家的精神，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朝著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使世界各國人民真正感受到維護人權所帶來的幸福、和平和安全。
何志鵬：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人權發展進步的標志，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感知是人權制度的目標，人民對於幸福生活的評價是人權制度的標尺。良好的人權治理模式會促進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生活不斷改善。反之，不良的人權紀錄則會使本國人民對國家、社會的信心逐漸降低。美國人權是世界人權的一部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權也有影響。世界各國人民需要看清美國人權的真面目，揭示美國人權的思想與實踐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敦促美國不斷自我反省，改變文化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政治上的霸權主義，避免以人權為借口打擊其他國家，積極參與人權對話和人權合作，最終推動形成一個良好的世界人權格局。
張祺樂：《世界人權宣言》載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一“平等”概念意味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膚色間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當前，美國在世界上做什麼都首先考慮“美國優先”“美國利益”，將自己的利益淩駕於其他國家、民族之上。美國在國際上設置人權話題，設置立場、強迫他國選邊站隊，這一系列做法嚴重擾亂了國際政治格局，給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帶來了不穩定因素。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更加認清了美國的人權本質，越來越多的國家紛紛表達對美國霸權的不滿，認識到美國“人權燈塔”只是自負的自我標榜，已然淪為國際笑柄。
郝亞明：美國無論是在國內人權領域，還是國際人權領域，既算不上“優等生”，更做不了“教師爺”。長期以來的種種事實一再表明，美國最關心的不是全球人權狀況的改善，也無意於促進全人類人權事業的進步。在美國當權者看來，人權只是一種工具，維護國家利益、爭奪世界霸權的重要性都要高於人權進步。美國對人權的工具化利用，傷害的不僅是個體的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對全球人權事業的長遠健康發展造成惡劣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