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黎智英一方的上訴論點，高院作出了全面的反駁和回應，明確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但新聞自由非絕對權利，不等於一刀切禁止檢取、出示或披露“新聞材料”。在具體的法律執行上，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列明“指明證據指屬或包含（或相當可能屬或包含）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證據的任何物件”，即是必定包括“新聞材料”。至於黎智英一方以《釋義及通則條例》抗辯，法庭則指有關法例只適用於由“條例”賦權執行手令的情況，但香港國安法及“實施細則”並非“條例”，因此查閱“新聞材料”的限制，不適用於根據國安法發出的手令。若本地法律與國安法及“實施細則”不一致，顯然應優先采納國安法及實施細則。
高院的判決一錘定音，闡明了警方的執法依據，警方引用國安法進行搜查、拘捕行動，香港其他法例並不能成為阻撓理據。在位階上，香港國安法更是凌駕於其他法例，黎智英以《釋義及通則條例》來抗衡國安法，本身就缺乏法理依據。至於新聞自由需要保障，但“新聞材料”卻不是什麼“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只要涉及違法行為，全世界的政府都會照樣搜查，包括英美歐等國家，搜查報館亦不是什麼出奇事，但奇怪的是，在香港一些人長期以所謂“新聞自由”挑戰法律，儼然一副“新聞至上”的姿態，實際不過是以新聞之名掩飾其政治之實。
國安法賦予警方合理拘捕權力
其實，就是在港英時期，港英政府也不會對搜查新聞材料畏首畏尾，審查新聞、查封報館、干預新聞自由早已是家常便飯，但奇怪的是，在回歸前夕“末代總督”彭定康突然又關注起新聞自由來，在1994年修訂《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2部份，要求執法者檢取新聞材料時必須通過的三級制門檻，令到警方取證難度大增，法庭更往往以新聞自由為名否定警方的搜證要求。這個修訂與港英政府多年來的所為完全是背道而馳，目的顯然是出於政治考量，有關建議主要來自記協和香港外國記者會，出發點就是為了保護一些惹火、踩界的傳媒，可以放心繼續在輿論上煽風點火，而《蘋果日報》就是最大的得益者，令其更加有恃無恐，最終演變成傳媒與政治的“孳生怪胎”。
而今黎智英為自己辯護，引用的同樣是這條《釋義及通則條例》，不過是企圖利用港英留下來的“救命索”苟延殘喘而已。然而，香港已經進入國安法時代，國安法不是無牙老虎，賦予警方徹查、拘捕罪犯的權力，此案更將成為先例。黎智英妄圖以《釋義及通則條例》阻止國安法執行，不過徒勞無功，也改變不了其結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