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世界觀問題。在當前美國主導的涉華語匯中，“世界”“國際”帶有強烈的虛構或誇張性質：要麼是國際社會都在反對某國，你中國不反對就是和世界各國作對；要麼是世界各國都在制裁某國，你中國不參與其中就是和世界作對。但是，如今對世界是什麼的定義權，不再完全掌握在歐美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殖民被壓迫的國家爭取獨立的鬥爭歷史性地改變了對世界的定義權。
雖然歐美一些國家慣性地維持著殖民霸權時代的“我即世界”的思維模式，但它們的這個“世界”早已不存在。比如，說是“世界”因俄烏衝突在制裁俄羅斯，但德國《經濟周刊》發表的數據表明，除了歐美以及亞太少數國家外，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沒有加入制裁俄羅斯的行列。不僅如此，印度等一些國家還加強了與俄羅斯的能源貿易關系。面對來自歐洲的指責，印度外長蘇傑生上月在布拉迪斯拉發全球安全論壇上反駁道，歐洲必須擺脫“歐洲的問題是世界的問題，但世界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這一思維模式，“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格局已成為過去式。希望加強在歐洲領導地位的德國認真傾聽印度外長的批評，當前德國一些政客要厘清自己的世界觀。
第三，是中國觀問題。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積累的實力和定力是中德關系能够穩定發展的恒量基礎。筆者的感受是，作為德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政府和社會對良好的中德關系很習慣，也很期待。德國文化和產品依舊受到中國民衆的歡迎。
與此相反，近年來，尤其是本屆政府執政以來，德國涉華感受在快速負面轉向。其特點是，與以往媒體和社會散布涉華負面情緒時德國政府發揮理性平衡作用不同，這屆政府的部分成員和聯合執政黨派的成員成了推動負面對華情緒的力量。德國工業界2021年初建議德國和歐洲從“夥伴”“競爭者”和“對手”三個視角制定對華政策時，合作與競爭還是主要的出發點。但在本屆政府一些閣員、議員，特別是在外交部門那裡，中國被突出地視為“制度性對手”，而且還跟著美國的“語調”，稱中國是“未來主要的系統威脅”，要系統應對。“中國威脅論”正在被一些人塑造成德國社會的“恐華症”，這一點需要特別警惕。
不管德國涉華感受如何起伏，中國的對德感受和對德政策一直相當平穩，合作與共贏、理解與互鑒是常見詞匯，常聽到的一句話是“無論如何，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這透出對中德關系的定力。雖然中方清楚德國當前涉華看法混亂，但無意“接招”。衡量制度優劣的根本標准，是看民衆能否過上美好生活，而不是由爭辯裁定。中國長期穩定的開放與發展，是中德關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中方對中德關系有信心的基礎。德國政界、學界和商界很多人士也認同這一點，但時下因為俄烏衝突帶給歐洲的氛圍，讓他們傾向於“少說多做”。而德國要發揮自身更大的影響力，也需要繼續扮演中國與西方的“建設性中間人”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