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劉大先碩士畢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成為《民族文學研究》的編輯。“那時我對少數民族文學一無所知，一切都從頭開始邊幹邊學。興趣都是可以培養的。”慢慢地，他發現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在學術理念和方法論上缺乏獨立性，往往只是提供對象與材料，於是寫出了兩篇長文《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反思與重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科之檢省》，試圖進行理論反思與建構，提出了“多元共生”的研究理念。隨後，他的專著《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提出“作為中國研究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被認為“將民族文學研究帶到了2.0版”；《文學的共和》一書則描述了一種考察多民族文學的路徑：立體觀照歷史與地域，綜合考察影、音、圖、文不同文本形態，跨越口頭與書面、田野與文獻、社會與文學的壁壘。此後的《千燈互照：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生態與批評話語》和《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兩書也是沿著這種跨學科綜合的研究思路行進，展現出彈性極強的思維延展性。
“在我眼中，多民族文學的理想圖景可以用‘千燈互照，萬象共天，自他不二，相依共進’來形容。回顧歷史，中國各民族間不斷有碰撞、交流和融合，身份和認同從來都沒有固定化、板結化，這也是中華文化的活力所在。”劉大先說。
他的這些觀點，來自書齋中爬梳剔抉史料、精研理論的靜態研究，更得益於持續深入的田野調查。從參加工作以來，西藏、新疆、海南、湖北、廣西、四川、甘肅、雲南、山西等地都留下了劉大先的足跡。他說：“我做國情調研與田野作業，足跡遍及多地的少數民族地區。這種行走和旅途中的親身經驗是間接經驗永遠無法替代的，從知覺上來說，眼、耳、鼻、舌、身、意，全體合一才是完整的。文字、圖畫、音像甚至實物都無法涵蓋對於一地人物及其文化的整全認識。”
評論家叢治辰曾評價劉大先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文藝青年”，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以外，他對電影、音樂、旅行都有濃厚的興趣，提出過頗有見地的見解。這種文藝青年的標配氣質驅使他寫出電影隨筆集《時光的木乃伊》《無情世界的感情》，談讀書的《未眠書》，聊旅行與田野調查的《遠道書》等作品。
“也許是因為這幾本書被人注意到，2012年年末，我被聘為第二批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劉大先說，“客座研究員要求對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下文學的前沿現象與文本進行定期追蹤，其結果是我必須學會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少數民族文學，觀照那些不怎麼為人注意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化；另一條是當代文學的主流，介入到現場的生產、傳播與評價。”這種轉變給他最深的感受是學術研究與具體批評不一定水火不容，反倒有可能形成良性互動。“關注文學生產的現場批評為深入研究帶來了更為鮮活靈動的材料與啟發，學術上的理論與方法積累則為批評補充了整全的視野。”
談及多年來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經驗，劉大先提出了一個“六到”說——“眼到、耳到、心到、腦到、手到、腳到”。眼到就是要讀要看，耳到就是要聽要聞，心到就是要投入感情，腦到就是要進行思考與論斷，手到就是能將“胸中之竹”化為“手中之竹”的表述能力，腳到就是要實地探查、親身介入。“最好的狀態是‘六到’渾然合一。”
（作者：張鵬禹，系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