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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和平發展論壇“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與啟示”在港舉行（中評社 盧哲攝） |
自從1984年中英談判尾聲開始，我參加了香港回歸的全過程，包括參加起草《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起草《基本法》、預備工作委員會和籌備工作委員會四個階段的工作。回歸後也在行政會議和行政長官等崗位上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今天，我簡單談幾點個人的經驗和體會。
首先，25年的經驗說明，在一國之內實行兩種制度，是完全可行的。香港今天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包括司法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貨幣制度、金融制度、產權制度、教育制度，以至交通制度和語文制度）都有別於我國在內地實施的主體制度。
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間，有世界知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公開表示：一國之內，不可能有兩種價值不同、發行機構不同、發行方式不同和流通性不同、兌換性不同的貨幣並存，如果香港在回歸後繼續使用港幣，流通量較小的港幣必將被流通量較大的人民幣取代。過去25年的實踐經驗說明，一國之內確實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貨幣並存，而且可以互相兌換。以港幣為法定貨幣、自由流通、自由兌換的香港，不僅保持了港幣，而且在實施“一國兩制”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和中國最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香港的金融服務業也成為了香港GDP最大的貢獻者。人民幣和港幣的並存，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和兼容性；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和其他相關的金融業務，更說明了“一國兩制”的生命力。下去，在“一國之內，兩幣並存”的大環境下，內地和香港還可以發展出更多的、對內地和香港甚至國際投資者都有利的金融活動。
第二，1982至1984年和英國政府談判期間，中國政府堅持主權原則，頂住了英方打的“國際牌”、“經濟牌”和所謂的“民意牌”，堅決和全面反駁了英方提出的所謂“三個條約有效論”，毫不含糊的反對英方搞“三腳櫈”的圖謀，堅決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收回香港，說明了中國政府對主權和領土完整根本原則的堅持。
第三，“一國兩制”的實施是具體的和根據法律、依靠法律的。用《中英聯合聲明》的說法，就是以“《基本法》規定之”。中國政府在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批准書互換之後，馬上開展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1988年公布了《草案（徵求意見稿）》，在1989年公布了《草案》，最後在1990年頒布了涵蓋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政治體制、居民權利和義務、經濟等160條條文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用了將近5年，而且主動和廣泛徵求意見，反覆討論，深入討論，理性討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不僅是香港法律，同時是全國性法律，全國遵守。因此，要評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有沒有貫徹好，有沒有落實好，不能從念和印象層面討論，必須以《基本法》的條文內容為標準。
第四，《基本法》的制定方式和條文內容都是有充分民意基礎的。1985年至1988年，我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執行委員， 1988至1990年，我是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不僅聽取180名來自香港各行各業各階層和各年齡層委員的意見，同時深入和有系統性地就《基本法草案》和《草案（徵求意見稿）》在全港進行了迄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最深入和最有系統性的諮詢工作，形成大量不同性質的文字報告，向全國人大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如實反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