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置、形制等基本吻合的同時，考古發掘的證據能否對應相應的歷史年代及事件？相關專家認為，當前考古發掘的這片區域曾出現過“三期”文化遺存，從夯土地基、出土陶器等判斷，“一期”文化遺存的遺物上鑲嵌貝殼，很不一般，判定時間是春秋末期或再晚一些；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是“二期”遺存，“三期”又呈現了新用途，在建築基址群西部普遍出土鑄幣遺存，從出土的齊國刀幣等判斷，應屬於戰國晚期，且可以確定進不了漢代。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認為，從上、下限年代來看，可以判斷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建設並使用於戰國田齊時期。經過樂毅伐齊等歷史事件，齊國元氣大傷，後來齊襄王雖複國還都，恢復了稷下學宮，但已風光不再。有種推測是，建築基址群西部正是在田齊複國之後成為“造幣廠”。“關係國家命脈的鑄幣機構能放在此處，說明這是一處封閉區域且受國家控制，也間接證明了這裡曾是稷下學宮之類的官辦機構。”他說。
“前空往劫”的文明貢獻
相關專家表示，稷下學宮項目考古發掘5年，“面紗”才剛剛打開，還需再接再厲。比如，相關年代數據需要進一步求證，長條形排房建築或為兵營的可能性也要排除，目前仍欠缺帶有文字證據的實物資料，這都有待今後進一步完善證據鏈。
“但通過綜合分析論證，目前證據都指向這裡是稷下學宮，如果要推翻這個判斷，也必須拿出過硬的實證。”該專家還談到，從世界文明史層面來看，稷下學宮考古項目的重大突破，證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學”也曾出現在東方，可與柏拉圖學園雙峰並峙，且其遺址規模更加恢弘。
近代以來，眾多專家、學者指出，稷下學宮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卓越貢獻。梁啟超認為，稷下學宮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的歷史絕唱。郭沫若也曾說：“這稷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另有學者認為，稷下之學所呈現的憂國憂民、拯救天下的歷史責任感和自強不息、積極有為的進取精神等，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