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0日電／據光明日報報道，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甘肅武威唐代吐穀渾王族墓葬群入選，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自清朝末年武威吐穀渾墓葬群被人發現開始，考古界陸續對其進行勘探發掘研究，截至20世紀90年代，墓葬群已出土墓志九合，各類珍貴文物數百件。
2019年，項目組發掘了吐穀渾喜王慕容智墓，該墓位於武威市天祝縣祁連鎮岔山村所在的山頂之上，東距青咀灣、喇嘛灣墓群約15公里，是目前發現唯一保存完整的吐穀渾王族墓葬，為研究後期吐穀渾王族譜系、葬制葬俗等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2020年，吐穀渾考古項目組對慕容智墓出土文物進行了保護修復，並對出土棺木進行了實驗室清理。慕容智墓棺木保存完整，墓主身著朝服，頭枕雞鳴枕，挽髻，戴襆頭，頭套金質下頜托，面罩絲織覆面，腰束嵌金蹀躞帶。身前放置象牙笏板，蓋絲質斂衾。身旁放置盤、碗、勺、胡瓶等金銀餐飲器具，筆、墨、紙等文房用具，漆奩、銅鏡及鏡衣、粉盒、木梳、骨簪等梳妝用具，嵌金匕首、豹皮弓韜、貼金花漆木胡祿、箭等武器裝備。
“從慕容智墓葬形制、隨葬品，特別是從其所穿金帶紫袍、貼身隨葬的筆墨紙、象牙笏板、豹皮弓韜等看，可以說是唐初三品大員的標配。”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吐穀渾考古項目負責人陳國科說，慕容智墓葬以唐代葬制為主，兼有吐穀渾、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顯示了我國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證。
此外，慕容智墓志左側面刻有兩列利用漢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斷為吐穀渾本民族文字。“從筆畫、結構、書寫特點來看，這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文字。研究認為它是類似於契丹文字但又早於契丹文的吐穀渾本民族文字，這是目前發現的依據漢字所創造的年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陳國科說。
自1915年弘化公主墓志發現以來，武威南山地區已有多座吐穀渾王族墓葬及墓志被發現，主要集中在青咀灣、喇嘛灣一帶。墓志記載歸葬地多為“陽輝穀”，所以這一區域也被稱為“陽輝穀陵區”。這是2019年之前，學界對武威南山吐穀渾王族墓葬群的整體認識。
2019年新出土的慕容智墓志顯示，慕容智去世後，按照禮制於“其年九月五日遷葬於大可汗陵”。“‘大可汗陵’在武威已出土的吐穀渾王族墓志中系首次提及，這一信息直接衝擊了近百年來學界認為的‘陽輝穀’是武威吐穀渾王族陵區的固有認識，可以說為吐穀渾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契機。”陳國科說。
根據慕容智墓的位置、相關史料記載，對照出土文獻，專家判斷在武威南山地區，除了“陽輝穀”陵區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大可汗陵”區。
為了尋找“大可汗陵”，項目組對武威南山區南營水庫以西、冰溝河與大水河流域約400平方公里的範圍進行了系統考古調查，確認吐穀渾王族墓葬共計23座。
此次勘察廓清了武威吐穀渾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墓葬群可初步分為以慕容智墓為代表的岔山村區（“大可汗陵”區）、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為代表的青咀－喇嘛灣區（“陽輝穀”陵區）和以黨氏墓為代表的長嶺－馬場灘區（“白楊山”陵區）三大陵區。
2021年，項目組對新發現的長嶺－馬場灘區3座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隨葬品290餘件。從馬場灘M2出土的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墓志》可知，該處墓群為唐早中期吐穀渾蓬子氏家族墓地。
“我們根據現有材料推測，這三座墓葬的墓主人可能都屬於吐穀渾蓬子氏家族成員，存在親屬關係。無論在吐穀渾國內還是歸唐以後，蓬子氏族都是吐穀渾民族內部很有名望的氏族，其氏族首領大多官居高位，身份顯赫，整個氏族也為當地的政治經濟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陳國科說。
“墓主人身份的確認能夠為吐穀渾民族內部構成，以及吐穀渾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所起到的貢獻等歷史謎團的解答，提供更為確切的史實依據。”陳國科表示，“蓬子氏家族墓地的發現之所以重要，是提醒我們還可能有更多吐穀渾氏族的墓地廣泛分布於周邊，在等待我們做更為詳細的工作來闡明其布局特征。”
陳國科介紹，接下來項目組會以三個陵區為基礎，力求確認“大可汗陵”的具體位置，通過選擇性的發掘，進一步豐富吐穀渾王族墓葬群的文化內涵，此外還將擴大考古調查及勘探範圍，爭取釐清整個陵區的分布狀態及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也在持續進行出土文物的保護修復及考古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爭取高質量完成文物修復，盡快公布考古報告。”陳國科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