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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為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曾經經歷過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最大規模的人口轉變，也可以創造最大規模的生育率回升，從而打破“生育率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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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3月29日電／生育率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是一個各國普遍觀察到的現象。同時觀察到的事實則是，生育率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則導致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反過來削弱經濟增長潛力，拖慢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由於研究者對於生育率變化決定因素的規律尚未充分認識，在解釋這種不對稱乃至對立的因果關係方面頗顯捉襟見肘，構成一個所謂的“生育率悖論”。
北京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文章表示，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是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結果，也是符合一般規律的現象。與此同時，低生育率及其導致的老齡化不斷加深的後果，也產生了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效果。“解鈴還須系鈴人”，生育率適度向2.1這一更替水平（即可以把人口穩定在長期不增不降水平的生育率）回升也需要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根據國際經驗，這裡所說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更恰當的表達指標即為人類發展指數。按照設計初衷、理論定義和統計方法，人類發展指數從內涵上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統一，在統計意義上是更加豐富反映經濟社會進步諸多指標的一種集成，在促進途徑上要求把社會流動和政府提供社會福利進行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類發展水平得到不斷提高，這是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基礎上，立足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結果。一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初次分配領域突出激勵和效率；另一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特別是在再分配領域更加強調公平。可見，人類發展指數體系和提升機制與促進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一致的，也是打破“生育率悖論”的實踐抓手。然而，正如經濟增長並不能指望“涓流效應”自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樣，通過促進人類發展推動生育率回升也不會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針對中國家庭面臨的現實制約，在政策實施中更貼近問題，才能取得實際效果。
文章分析，在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中，既有經濟社會發展這個規律性的驅動力，也有計畫生育政策的特殊驅動力。隨著政策的不斷放寬和輔助配套政策的激勵，那部分被抑制的生育意願終究會被釋放出來。通過設計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工具並予實施，中國生育率回升的潛力是巨大的。第一，中國的人類發展水平固然提升很快，2019年人類發展指數已經達到0.765，位於“高人類發展水平”的行列中，並且人類發展水平的排位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排位更加靠前；但是，距離生育率可能回升的轉折點水平仍然有差距。一般來說，生育率觸底並且回升的情形，至少要發生在人類發展指數達到0.80—0.85之間，這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的行列。第二，在人類發展水平一般性提高的同時，還需要特別關注提升性別平等程度，才能創造出生育率回升的更直接條件。這方面，中國雖有良好的基礎，但進一步改善還任重道遠。
文章指出，黨的十九大提出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的要求，這七個“有所”既與人類發展水平的提高方向是一致的，也對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內容有更為廣泛的覆蓋。順應新發展階段的新挑戰和新要求，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從一般規律來看，中國已經進入再分配力度明顯提高、社會福利體系加快建設的發展階段；從特殊針對性來看，中國在未富先老國情下形成的極低生育率，提出了通過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促使生育率向期望生育意願回升的緊迫需要。中國作為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曾經經歷過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最大規模的人口轉變，也可以創造最大規模的生育率回升，從而打破“生育率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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