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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晚間，“火眼實驗室”在香港馬鞍山體育館重新架設。（來源：深圳衛視） |
對香港特區政府錯失防疫“黃金時機”的指責，代表了對其抗疫失誤的一種批評意見。我認為這種批評在客觀事實和疫情風險面前是有道理的。香港抗疫模式在過去兩年有過不同的探索和經驗，港府對內地模式和西方模式均有一定的學習、借鑒和參照，在前四輪疫情爆發與防控中有值得肯定的成績，並一度接近與內地“通關”的標準。但如今功虧一簣，非常遺憾。從“一國兩制”授權與自治的角度來看，抗疫屬於特區政府自治範圍的事務，由特區政府負首要和主要責任，只有在特區無法處理的條件下才可尋求中央援助。尋求中央援助的具體時機、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統籌決定。
在整個抗疫過程中，中央對支援香港持一貫的開放立場，如同中央對內地其他地方的抗疫援助一樣。事實上，在前四輪抗疫中，中央已因應香港需求實際提供及協調地方支援過香港有關物資、人員及指導抗疫方案。
第五次疫情爆發及其失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其一，香港在中西方兩種抗疫模式之間左右搖擺，防控體系和動員能力未真正達到內地“動態清零”標準，導致清零時機延誤和疫情擴大，增加再次清零的成本和風險，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存在決策和執行的失誤；
其二，Omicron變異毒株傳染力更強，外部輸入和社區傳播風險更大，但社會層面呈現抗疫疲勞症，防疫部門官員也存在執法漏洞，二者叠加造成了實際的疫情失控；
其三，在疫情已經呈現失控條件下，特區政府只是一般性收緊防疫要求，尚未下定決心進行全員檢測、隔離與實質性清零，仍存在一定的搖擺和僥幸心理，這是需要批評和督促的，否則即便中央支援的物資和人力齊備，在執行上仍有巨大漏洞和風險。
與內地實現通關是香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驗，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樣可以保證香港融入國家大局不掉隊，可以持續加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激活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並結構性緩解香港民生之困。
如果固執於跟西方通關，固然滿足於放鬆抗疫的“病毒共存”邏輯及執行負擔，滿足了包括公務員及精英人士在內與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連接，卻辜負了香港廣大基層民眾以及國家戰略上的正當期待，與新時代“一國兩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馳。下決心與內地通關，香港防疫只是“艱苦”一時，否則香港的民生和戰略發展利益都會付出長期代價。
抗疫是香港的大政治，事關民生正確，也事關國家政治的正確。
我講的民生正確，是指香港多數人口沒有能力依賴和西方通關而過活且改善生活，但與內地通關卻可以大面積覆蓋到這些人口的日常經濟、生計以及在內地就業和發展的機遇，包括內地消費人群來港的經濟紅利。而所謂的國家政治的正確，指的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長期利益，不與內地通關將導致香港錯失融入發展的戰略利益，並累及香港眾多社會階層的發展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