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應收賬款超量超期這一信用失序問題，很大程度是因市場地位不平等而產生的，且廣泛存在於各類企業之間。無論是反壟斷還是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對此都無法顧及，但憑借對企業信用風險的分類管理方可撥亂反正。一方面，差異化監管可厘定重點風險企業，對其展開頻繁性抽查檢查與隨機性警示，讓監管對違法失信者“無處不在”，使被監管主體存戒懼、知敬畏、守規矩；另一方面對低風險與無風險的誠信守法者“無事不擾”，讓他們安心經營、放手經營，由此創造出公開執法的監管生態以及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信用乃企業最寶貴的財富。誠實守信的優秀企業自身攜帶著良好的口碑，不需任何投入便可迎來合作者的追隨；相反，違規失信者即便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難以獲得人們的青睞。實施企業信用風險分類管理就是要達到這種優勝劣汰的競爭格局。按照《意見》規定，雖然企業信用風險分類結果只作為監管的內部參考依據，不對社會公開，但企業信用風險分類管理系統卻與“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工作平台緊密對接，這意味著任何一個企業都可以隨時知曉合作方的信用結構狀況。這種便民化機制在有效降低企業搜索成本的同時，更直接強化了企業的風險甄別與規避意識，同時也喚醒了企業主動糾錯與矯正意識，商業活力可在這種市場自我出清的力量下得到進一步提升。
特別強調的是，政府監管與市場主體之間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企業信用分類管理實現目標互引與利益共振。對於企業而言，對信用約束的自覺性越強，行為上越主動，監管勢必就“放”得更開，“管”得更少，市場主體的自由度就更大；對於監管而言，面對一個依規而行的市場群體，也能將更多精力轉移到塑造寬鬆營商環境上，因此提供的“服”（服務）就更周到。從這個意義而言，實施企業風險分類管理勢必加速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建設進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