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我們兩夫婦把華仔送到香港的關口,他自己一人帶著行李過關, 他很緊張,頭也不回向前行。”王女士說看著兒子的背影遠去,不禁眼淚直流,直到關員催促才離開。“我和丈夫一直在關外等候他致電給我們報平安,那段空白的時間特別漫長,終於等到他的電話和視訊,告訴我們已經過關,正等待大巴士到來把他送到惠州的隔離酒店。”
“過了三個小時,終於等到兒子打電話說工作人員叫了他的名字,準備上車,我們馬上又緊張起來,因為要面臨另一重大挑戰,便是搬行李。只能匆匆叮囑他慢慢搬,不要把腰弄傷。”兒子到惠州車程大約需要個半小時,等到信息說他到達酒店,爸爸便忙著在網上了解酒店資料。
不料兒子還在車上等候了許久,“以我的經驗,應該會讓小孩先下車。原來他忘記了自己也是小孩,所以一直在車上等人下了車他才敢下車。由早餐直到下午五時沒有吃東西,又害怕要上廁所沒人看管行李,所以連水也不沾一滴。”王女士心疼不已,但又讚嘆兒子的堅強。
令王女士欣慰的是,華仔利用在酒店隔離的時間,每天都會上網課和持續溫習三個小時。“21天隔離完畢,準時回到學校參加開學禮,華仔和老師及同學們分享這段難忘經歷,大家都很佩服他”。
校內有不少學生如華仔一樣,獨自在內地求學,與家人長期分離。有的港生家長則在學校附近酒店臨時租了房間,陪伴孩子,代價不菲。
近月來不斷傳出有關通關的消息,王女士擔憂有限通關情況下,北上求學的港生們,成為被遺忘的一群,“希望當局能聽到我們的聲音,讓華仔這些另類跨境學童,能每周都回港與家人團聚,不要再讓父母缺席了孩子的成長。”
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表示,現時跨境生數量龐大,有必要為其爭取更多通關配額;而在有限通關的情況下,關於到內地讀書的學生,如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亦可以向上爭取配額。他坦言,申請其他內地城市的通關配額有難度,“特區政府可以和深圳傾(配額問題),但是要和整個廣東省傾,比較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