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策行動將具有三個關鍵特征：
一是宏觀政策更加注重整體搭配、有效配合。政策分工更加明確，需求側政策主要發力於保“穩”，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和保障民生需求引導實體恢復，避免“滯”的壓力失控，通過鬆緊適度、精准滴灌的貨幣政策維持金融系統穩健，在控制“脹”的同時，避免實體經濟失血；供給側政策主要發力於求“進”，引領中國經濟結構平穩換擋，從外需主導向內需引領換擋，從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換擋，從規模增長向質量發展換擋。
二是宏觀政策更加注重發力靠前、重心下沉。考慮到疫情後中國宏觀杠杆率保持穩定且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膨脹幅度明顯低於發達國家，中國政策的發力空間相對充足，具備提前發力、主動引導實體經濟提速增質的可行性；考慮到新冠疫情對微觀群體的衝擊具有不對稱性，即對中小微企業的負面影響大於大型企業，中國政策提前發力、重心向小微傾斜也具有現實緊迫性。
三是宏觀政策更加注重預期管理、市場溝通。中國政策層對人民所想、市場所慮都進行了坦誠回應，在共同富裕政策、互聯網反壟斷、房地產市場發展、金融開放選擇、資本市場改革、分配制度優化等重要問題上，政策層既講清楚了政策邏輯，又展示了政策路徑，這對全球市場理性認知中國不無裨益。
宏觀調控將以“積極財政政策＋靈活貨幣政策＋高效結構性政策”為主要內容。財政政策有望加力，通過刺激基建投資增長來幫助經濟增長動能的自然轉換，進而為守住增長底線創造條件；靈活的貨幣政策則將“以我為主、穩字當頭”，保持“鬆緊適度”，基準利率和流動性總閘口不鬆，防止通脹壓力持續自我強化，降准政策和普惠金融政策不緊，繼續為受供給衝擊影響較大的中小微企業有效輸血；結構性政策則通過鄉村振興、反壟斷、稅收優化、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等不同路徑促進效率和公平的協同，夯實經濟複甦的產業基礎、行業基礎、環境基礎和民生基礎。此外，中國將更重視跨周期框架下宏觀政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考慮釋放中長期政策空間和維護經濟長期的穩定性，這意味著在跨周期政策框架下傳統宏觀政策放鬆時不會過鬆，收緊時不會過緊。
長期來看，中國一系列政策變化都圍繞著“公平正義”的核心要義，公平兼顧所有人福利最大化、弱勢群體最大化和機會均等，正義則包含人民標尺、科技至上和人類大同三重內涵，在共同富裕、雙循環、碳達峰、碳中和等新發展理念的引導下，中國經濟有望於減速增質的過程中行穩致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