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與現實的張力之外，階層、成長經歷等諸多要素都左右著夫妻的性別策略。然而，當讀完這些家庭的“三十六計”，我們遺憾地發現，最初的悲觀預設，得到了萬變不離其宗的印證：有的丈夫試圖用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勵置換實際的勞動，有的丈夫堅持認為讓妻子退出繁忙的職場是一種關懷，有的丈夫以收入多於妻子為由獲取了家務的豁免權。相應的，他們的妻子或是選擇擱置爭議並撤出自己的情感，維持著冰冷的婚姻，或是在堅持分擔家務和做個超級媽媽間反覆搖擺，或是最終選擇離開。
家務支持的多寡再生產了職場上看似“有抱負的男性和不敬業的女性”。作者揭示的複雜圖景告訴我們，並非某個大男子主義的丈夫，而是“對兩性間不平等的更大的社會支持，間接地維持著‘他’和‘她’之間不平等的家務分配。”
直面愛的價值：我們能否真正尊重“完整的人”
作為情感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霍克希爾德對家務分配的透視同樣深入到了看不見摸不著的情感深水區。她發現，在傳統與現代兩種照料理想的分裂中，兩性都在付出沉重的情感代價。對於女性而言，最大的傷害不僅是延長的工作、母職懲罰的惡性循環，而是她們在愛中背負著對丈夫的怨恨，同時煞費苦心地自我說服。男性也並非全然的贏家，他們要承受來自妻子的怨恨，甚至婚姻中情感的徹底死去。
而只要這場停滯的革命止步不前，即使小家庭內的平等成功達成，也同樣問題重重。艾德麗安與邁克爾是書中真正分擔家務的一對，雙胞胎的誕生使他們不得不抵抗職場的重壓。艾德麗安向所在的高校申請了半職安排，邁克爾則盡量爭取不延長辦公時間。然而，當我為這對並肩作戰夫妻叫好時，作者卻觀察到，“無論在家庭的舊世界，還是在職業的新世界，他們倆都有點格格不入。”
這種格格不入同樣存在於眼下的中國，它提醒我們，家務照料不只是一個性別問題，更源於現代社會對完整的人的漠視。申請法定產假的男性很難被公司批准，加班文化中按時回家的人將失去領導的青睞。可見，僅靠一個平等主義的丈夫無法化解難題。當社會與工作環境專為沒有家務事的人而設計，當人僅被當成勞動力，剝離了血肉情感的需要，當效率與成功被抬升，愛的價值無人珍視，當家務照料這一飽含情感的操持被當成可轉移和外包的單純勞動時，無論男女，既無法獲得良性的職業發展，也失去了愛的付出與體驗。
在本書的後記中，霍克希爾德呼喚一種適應現代生活但富含溫情的照料理想，它有賴於男性的家務參與、工作場所的時間調整以及照料價值的重拾。而我從書中讀出，職場媽媽的無奈是人類現代病的症候之一，她們的療愈，也必將意味著整個社會文化的自反與療愈，伴隨著容納每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土壤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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