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那些抱持“平等”思想、更多參與家庭生活的丈夫，承擔的也不過是 “助手”職責，負責的一般是做飯之類相對有創意的家務，或是陪孩子玩耍之類較愉悅的任務，他們的妻子依然承擔著照顧家庭和養育孩子的主要責任，反而損失了一些陪伴孩子所能收獲的情感回報。半成品食物、家用電器的發明也不能減輕工作量，因為家務標準會隨之水漲船高，家務流程變得日益繁複。
在將近50年後的今天，在女權主義運動已蓬勃發展四十餘年後的現在，在關於女性問題和女權話題熱點頻出的當代中國，重讀這本以20世紀70年代的倫敦家庭主婦為訪談對象的研究報告是否已缺乏現實意義？並不。我們必須看到，直到今天，對於女性依然存在著家庭與工作的二分法，女性仍被認為有兩種選擇：外出工作或留在家里。這就意味著留在家里無關工作。無償家務勞動在國際通用的國民賬戶體系里依然只能被降格為家庭“衛星賬戶”估測，不能作為有社會生產價值的活動而得到肯定。而女性自身依然在為應不應做全職太太、做全職太太是不是有價值爭執不休。
也正因此，這本已距離我們半個世紀之久的《看不見的女人》才更值得重溫。它提醒我們要跳出自身立場去思考——職場女性不應自得於擺脫了經濟依附地位，而應反思是否正在職場和家庭中遭受雙重不公，“為履行所有職責而瘋狂拼命”；家庭主婦不應自詡過自由生活，而應反思所謂自由究竟是“從某種工作中解放出來”的消極撤退，還是“選擇進入某種生活”的真正自由；呼籲“要尊重個人選擇”的，要認清家庭和社會是如何在女性早期成長過程中形塑她們，使她們“認同家庭主婦一角所負有的傳統職責”，將社會性別角色與自我定義混為一談；訴苦“都是為了家庭和孩子”的，要釐清家務和育兒並沒有硬性要求和標準流程，作為女性必須退守家庭的絕對困境並不多，大多數情況下的犧牲不過是對大眾觀念和角色定位的降服。
認清這些，再來重溫半個世紀之前安·奧克利設置的那項測驗：我可能是職場女性或全職主婦，可能已婚或單身，可能做了母親或此生都不想生育。那些都只出於我的決定。而我，我可能敏感、可能熱情，可能溫柔、可能聰慧，當然也可能時而軟弱、時而暴躁，時而自認卓爾不群、時而接受泯然眾人。這些也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我，我只是生而為女性，我也是一個應為世間所看到的、真正獨立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