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蒙古王公聯合會致電孫中山先生，電稱：“合五大民族組織共和政體……此本無所用其反對。惟以蒙古制度、風俗、語言、文字，與內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國大半，民風強悍，逼外強鄰，危險實多……”，要求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僅要考慮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還要維持蒙古固有的社會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保留內外蒙古“封建王爵世襲制”，這當然也是蒙古王公最關心的一個話題。
後來，西藏地方當局也向中華民國政府和大總統孫中山提出類似要求，希望保留西藏地區的“封建農奴制”及政教合一體制。
當時沙皇俄國有支持內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的圖謀，英國及英屬印度對支持西藏獨立、脫離中國，也是蠢蠢欲動。如果孫中山先生不能審時度勢，非要堅持“一國同制”，非要全國各地均實行共和體制，刺激內外蒙古和西藏地區獨立，那麼中華民國1142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就有可能會失去418萬平方公里，其中外蒙古180萬平方公里，內蒙古118萬平方公里，西藏120萬平方公里。
孫中山先生為了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迫於政治現實，作出政治妥協。同意在中原內地省份行“新制”的基礎上，允許邊疆偏遠省區留“舊制”，即中華民國政府特許內外蒙古和西藏地區保留舊有社會制度。
當時袁世凱派出的北方代表團正與南方和談，2月6日，根據孫中山先生提議，南北和談雙方代表緊急通過了《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並電告蒙古王公聯合會，特許內外蒙古保留“封建王爵世襲制”及其它舊有社會制度；也電告西藏地方當局，特許西藏地區保留“封建農奴制”和政教合一體制，西藏貴族階層和封建農奴主的舊有利益維持不變。所以1912年2月6日是孫中山先生開創“一國異（兩）制”政治實踐和政治探索的起始。
據黃興之子黃一寰回憶，當年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宋教仁等人談到蒙藏異制問題時，也曾說過：“蒙藏地方作為邊疆地區，與我們中原情況不一樣，我們可以在一個國家內部實行相異的社會制度”，因此孫中山先生治理邊疆地區的思想和觀點可以簡縮概括為四個字：“一國異制”。
考慮到目前“一國兩制”的提法在台灣社會已經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嚴重污名化，並且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對大陸有太多太深的意識形態和門戶之見，基於現實原因，把孫中山先生所確立的中原內地省份行“新制”，邊疆偏遠省區留“舊制”的做法，簡縮概括為“一國異制”，與“一國兩制”提法作一適當區隔，確有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