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30日電／當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啟動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屈指算來，已經過去20多年。可至今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仍存在諸多誤解：有人將其等同於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人將其等同於供給學派的減稅。
北京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院）長王東京文章稱，跟蹤觀察數十年，對“積極財政政策”，現在可以給出解釋。眾所周知，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主要困難是結構失衡，而傳統財政政策卻無法化解結構問題，迫不得已，中國政府才提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回頭看，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有三大特征：立足於供給管理，主要手段是減稅，重點是結構性減稅。
文章表示，學生時代所學的經濟學，說財政政策分為擴張、中性、緊縮三類。20世紀30年代前，經濟學家皆推崇“財政健全原則”，主張政府以收定支，財政預算不得列赤字。可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後，西方國家一反常態，普遍推行赤字預算。1936年，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赤字預算提供了理論支撐。
到20世紀40年代，經濟學家漢森提出了所謂“補償性財政政策”。意思是：在經濟蕭條期，應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政府開支，增加社會總需求；而在經濟繁榮期，則應採用緊縮性財政政策，縮減政府開支，降低社會總需求。漢森分析說，經濟蕭條期財政有赤字，經濟繁榮期財政會有盈餘。用後者的盈餘可彌補前者的赤字，這樣從中長期看，財政預算仍是平衡的。
不難看出，無論凱恩斯還是漢森，他們主張的財政政策皆是立足於需求管理。而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則是立足於供給管理。如1998年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所以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當時基礎設施是國內經濟的短板，補短板是供給管理。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後，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更清晰，即從供給側重點解決結構性矛盾。
文章分析，為何說“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手段是減稅？理論上，從供給側解決結構性矛盾，政府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發行國債（赤字預算）補短板；二是減稅，讓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調結構。那麼政府在兩者間應當如何選擇？要弄清此問題，先從英國的一樁歷史公案說起。
19世紀初，拿破侖揮師南北、橫掃歐洲。為了共同對抗法國，英國牽頭組建了第四次反法聯盟。為支持盟軍作戰，英國每年需對外援助巨額軍費，圍繞如何籌措軍費，當時英國國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焦點在於，軍費應通過加稅籌措還是通過發行公債籌措？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一派力主發債；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加稅。
馬爾薩斯分析說，每年軍援若需2000萬英鎊，英國平均每人需捐納100英鎊。若採用加稅，居民每人就得從自己收入中節約100英鎊，這樣必減少國內消費，導致經濟緊縮。若選擇發債，由於國債當年無需還本，居民每人只需支付100英鎊的利息，若年利率為5%，則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鎊稅收。如此，居民消費可大體不變。
然而李嘉圖卻不贊成馬爾薩斯。他指出，發債與加稅的區別，僅在於公債要償付利息。政府若不選擇加稅，居民當年雖不必繳納100英鎊的稅，但政府就得發行2000萬英鎊的國債，可國債要靠徵稅償還，日後就得多征2000萬英鎊的稅。為了應付日後政府要加征的稅，人們不得不提前儲蓄，現期消費同樣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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