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 
王東京:積極財政不是擴張財政
http://www.CRNTT.tw   2021-11-30 09:18:00
  中評社北京11月30日電/當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啟動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屈指算來,已經過去20多年。可至今人們對“積極財政政策”仍存在諸多誤解:有人將其等同於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人將其等同於供給學派的減稅。

  北京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院)長王東京文章稱,跟蹤觀察數十年,對“積極財政政策”,現在可以給出解釋。眾所周知,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主要困難是結構失衡,而傳統財政政策卻無法化解結構問題,迫不得已,中國政府才提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回頭看,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有三大特征:立足於供給管理,主要手段是減稅,重點是結構性減稅。

  文章表示,學生時代所學的經濟學,說財政政策分為擴張、中性、緊縮三類。20世紀30年代前,經濟學家皆推崇“財政健全原則”,主張政府以收定支,財政預算不得列赤字。可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後,西方國家一反常態,普遍推行赤字預算。1936年,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赤字預算提供了理論支撐。

  到20世紀40年代,經濟學家漢森提出了所謂“補償性財政政策”。意思是:在經濟蕭條期,應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政府開支,增加社會總需求;而在經濟繁榮期,則應採用緊縮性財政政策,縮減政府開支,降低社會總需求。漢森分析說,經濟蕭條期財政有赤字,經濟繁榮期財政會有盈餘。用後者的盈餘可彌補前者的赤字,這樣從中長期看,財政預算仍是平衡的。

  不難看出,無論凱恩斯還是漢森,他們主張的財政政策皆是立足於需求管理。而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則是立足於供給管理。如1998年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所以投資基礎設施,是因為當時基礎設施是國內經濟的短板,補短板是供給管理。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後,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更清晰,即從供給側重點解決結構性矛盾。

  文章分析,為何說“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手段是減稅?理論上,從供給側解決結構性矛盾,政府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發行國債(赤字預算)補短板;二是減稅,讓企業根據市場需求調結構。那麼政府在兩者間應當如何選擇?要弄清此問題,先從英國的一樁歷史公案說起。

  19世紀初,拿破侖揮師南北、橫掃歐洲。為了共同對抗法國,英國牽頭組建了第四次反法聯盟。為支持盟軍作戰,英國每年需對外援助巨額軍費,圍繞如何籌措軍費,當時英國國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焦點在於,軍費應通過加稅籌措還是通過發行公債籌措?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一派力主發債;而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加稅。

  馬爾薩斯分析說,每年軍援若需2000萬英鎊,英國平均每人需捐納100英鎊。若採用加稅,居民每人就得從自己收入中節約100英鎊,這樣必減少國內消費,導致經濟緊縮。若選擇發債,由於國債當年無需還本,居民每人只需支付100英鎊的利息,若年利率為5%,則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鎊稅收。如此,居民消費可大體不變。

  然而李嘉圖卻不贊成馬爾薩斯。他指出,發債與加稅的區別,僅在於公債要償付利息。政府若不選擇加稅,居民當年雖不必繳納100英鎊的稅,但政府就得發行2000萬英鎊的國債,可國債要靠徵稅償還,日後就得多征2000萬英鎊的稅。為了應付日後政府要加征的稅,人們不得不提前儲蓄,現期消費同樣會減少。
 


【 第1頁 第2頁 】 


          
】 【打 印】 【評 論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