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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南讀書會迎七一特別講座（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
中評社北京7月3日電／據澎湃新聞報道，“今年6月上海國際電影節，我到黃浦劇場看了《女籃5號》4K修復版。本來我以為老同志比較多，但那天下午卻來了很多年輕人，電影演完後大家都還鼓掌了，我印象特別深刻。”6月27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在“思南讀書會”迎七一特別講座上說道，“紅色經典不僅是對五六十年代人的影響，也可能以某種形式活在我們當下的此刻。”
思南讀書會開辦七年以來，已成功舉辦了近四百餘場活動。在這場迎七一特別講座上，羅崗與華師大中文系教授孫曉忠、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屏瑾，一同重拾對上世紀紅色經典文學的回憶，分享紅色經典在當下散發的活力和價值。
“十七年”文學是斷層還是延續？
“教中國現當代文學一定會涉及到‘三紅一創、青山保林’。對於這些紅色經典，無論是從文學史研究、教學還是從青年閱讀來說，都有一個變化的過程。”羅崗談道。
“三紅一創、青山保林”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七年”小說（1949～1966）的概括—，即《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與《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在這個時期，文學創作堅持政治與藝術的統一，“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為工農兵服務”，某種程度上“十七年”小說充當了社會生活教科書的任務。
雖然“十七年”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所歷經的一環，但由於該時期文學創作的特殊性，在文學史討論上爭議頗大，甚至在許多中文系課堂中，該部分也會被壓縮或簡略處理。在1980年代的文學史敘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十七年”文學根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當代文學的真正意義必須要通過“新時期文學”才能加以證明。
不過羅崗提醒，文學史可能忽略了“十七年”文學時期的重要性 。他與孫曉忠成長於五六十年代，對他們來講，教學研究和個人青少年時期的文學閱讀是合二為一的。他們不僅借助於文學史的敘述進入這段歷史，而且紅色經典也早已通過個人生命體驗融進了他們的文化記憶里。
“紅色經典的確是從小閱讀時建立起的情感，我現在想自己為什麼一直喜歡研究這一塊內容，和我小時候的閱讀習慣有關。”孫曉忠回憶道，“在1990年代我喜歡跑去華東師大後面的小攤子買五六十年代的紅色經典小說。每個舊書的前面都蓋著各種各樣的單位公章，這是九十年代各個工廠圖書室倒閉後流到民間的書，現在賣得很貴了。”
在孫曉忠看來，1980年代新時期文學和紅色經典之間其實有著不可忽視的邏輯聯繫。“雖然1980年代以後文學語境有了非常大地轉變，但是共和國第一個30年書寫創造出的成果仍然構成了整個20世紀的寫作的前提，而且是重要的一份前提。”
實際上，新時期文學中有一大部分，其實是在跟之前30年的文學的遺產進行對話。張屏瑾認為，這種對話直到今天都還在展開。比如作家雙雪濤在寫作中就時常涉及父代與子代間的關係，父代正是處於建國的歷史中。子代的成長仍受父代歷史時期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明紅色經典在我們的社會文化史和寫作意義延續上的重要性。
重思紅色經典文學中的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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