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印度對華抹黑行為已從邊界問題等雙邊領域擴展到涉及第三方的多邊領域 |
中評社╱題：印度對華輿論信息戰與中國的應對 作者：劉宗義（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與南亞研究中心秘書長
【摘要】當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及社會治理模式所顯示的優勢完全碾壓印度及西方國家之後，印度統治階層感到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受到了威脅，對中國的污衊和攻擊幾乎無所不用其極，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同時不斷挑撥中美矛盾，希望中美兩國陷入冷戰甚至熱戰。然後從中謀利，讓印度獲得世界級大國的地位。
現在很多中國學者埋頭於純學術研究，或專門撰寫論文，而不屑於撰寫面向國內外公衆的媒體文章。因此應該修改學術考核標準，將媒體評論文章作為評價標準之一。鼓勵學者撰寫評論，特別是外文評論，在境外媒體傳播，以正視聽。
近年來，以港獨、台獨、美國、德國、日本等反華勢力組成的假新聞、假媒體、假網站、假智庫、假NGO反智集團，對中國發起猛烈的抹黑攻擊。其中，印度也發揮了非常惡劣的作用。2020年12月，歐洲獨立智庫“歐盟虛假信息實驗室”發布一份名為《印度紀事》的調查報告，揭露了從2005年以來印度情報機構為抹黑巴基斯坦和中國而在世界範圍內製造和傳播虛假信息的事實，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實際上，歐盟虛假信息實驗室所揭露的袛是過去15年印度對華信息戰的一部分事實，印度對華輿論信息戰的歷史和涉及的範圍要比歐盟虛假信息實驗室所揭露的更長更廣。
一、近年來印度對華輿論信息戰的主要動向
印度對華信息戰始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主要圍繞兩國邊界和領土糾紛。在中印兩國政府關於邊界問題的論戰中，印度人利用其英語優勢混淆視聽，向國際社會宣揚中印邊界是根據地理上的分水嶺原則和“合法的”國際條約劃定的。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印度為掩蓋尼赫魯政府對華推行“前進政策”、蠶食中國領土的錯誤，又編造所謂中國背信棄義、在印軍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動突襲、侵略印度領土等言論欺騙其國內民衆，并在國際社會抹黑中國。幾十年來，印度教育和宣傳部門一直使用這一宣傳口徑，使得所謂中國侵略印度的說法成為印度人的“常識”。最近十多年來，由於中印邊界摩擦增多，印度方面加大了關於中印邊界問題以及中印關係的負面宣傳力度。
由於印度人大量移民海外，進入21世紀之後，一些海外印度人在美英澳等西方國家的政界、經濟界、學術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他們關於中印關係、中印邊界問題的顛倒黑白的說辭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這些說法迎合了國際反華勢力的主張，因此也得到美歐等西方國家主流社會的認同。2020年6月15日，加勒萬衝突發生後，國際社會英文媒體的報道和評論文章幾乎一邊倒地指責中國，認為是中方蓄意挑起衝突，發動對印軍的突襲，而印度是加勒萬流血衝突的受害者。另外，由於印度曾是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家之一，在第三世界擁有較大影響力，印度方面的這些說法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有一定市場。
進入21世紀之後，印度對華抹黑行為已從邊界問題等雙邊領域擴展到涉及第三方的多邊領域。印度戰略界具有非常強烈的勢力範圍觀念和地緣政治意識，隨著中國與南亞和印度洋國家經濟合作增加，印度認為中國在侵犯其勢力範圍，認為中國要聯合其他南亞和印度洋國家包圍印度，擠壓其生存空間。因此，印度方面拼命挑撥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係。一是在邊界問題上，印度不僅在國內國際宣揚中國侵略印度領土，而且製造謠言聲稱中國侵略不丹、尼泊爾等國領土。
二是在中國與南亞國家經濟合作以及“一帶一路”、中巴經濟走廊等問題上，印度不斷製造所謂中國援助南亞、印度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不透明，破壞環境，造成生態危機等謠言。所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發展中國家是“債務陷阱”，給南亞印度洋國家造成“債務危機”等謠言最早也是發源於印度，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馬·切拉尼編造的。此人也是所謂中國要利用青藏高原的水資源作為武器威脅南亞下游國家等謠言的積極鼓吹者。印度對“一帶一路”和中巴經濟走廊等項目的抹黑和負面宣傳對南亞國家民衆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誤導，同時也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對和抵制“一帶一路”提供了口實和抓手。
三是最近幾年，印度不僅拼命挑撥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係，而且製造謠言挑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製造緊張和衝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問題。印度媒體大肆宣揚新冠病毒是中國生物武器洩露。印度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Jurists，ICJ）聯同全印度律師協會（All India Bar Association）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遞交請願書，指新冠病毒由武漢病毒學實驗室開發，要求中國政府作出20億美元的賠償。在所謂的生物武器洩露和“中國賠償論”這兩個問題上，印度學者、媒體和法律團體都幾乎是最早的提出者。
最近一年印度方面污衊和抹黑中國的態勢表明，印度對中國的攻擊已經從雙邊和多邊具體的問題領域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鬥爭的高度。新冠疫情在武漢發生後，印度方面開始的反應是幸災樂禍，隔岸觀火，印度媒體對武漢疫情的爆發進行制度性批判，指責所謂中國僵化的官僚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信息傳遞通道；批評中國衛生部門的權力碎片化嚴重影響了對疫情的反應，認為中國公共衛生部門、疾病防控部門、醫院管理部門與藥品監管部門相互缺乏協調。薩仁山、班浩然、顧凱傑等數位前駐華大使，這些所謂的“中國通”，也在印度或西方媒體發文，攻擊中國政治制度，聲稱由於中國制度不透明、言論不自由導致病毒擴散，并贊揚台灣抗疫模式，宣揚所謂“民主抗疫論”。同時，印度政府希望能够藉此機會游說在中國的跨國企業將其生產鏈條轉移到印度。
當中國完全控制住疫情，而歐美和印度本身新冠疫情發生之後，美印等國由於抗疫措施不力，企圖轉嫁矛盾，轉移國內民衆視綫，甚至希望藉此遏制中國。到2020年下半年，加勒萬衝突發生後，當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及社會治理模式所顯示的優勢完全碾壓印度及西方國家之後，印度統治階層感到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受到了威脅，印度對中國的污衊和攻擊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高度，同時不斷挑撥中美矛盾，希望中美兩國陷入冷戰甚至熱戰。印度同美日澳等國進一步加強戰略協調，并積極商討建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取中國而代之。印度認為自己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類似於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而現在的中國就是當年的蘇聯，印度要與美國結盟遏制中國，在此過程中獲得美歐等國經濟和技術援助，發展印度製造，從而實現大國崛起。
二、印度對華信息戰的主要機構、渠道和方式
印度事實上早已將中國定位為最大的威脅和對手，因此印度對華信息戰是一種全政府、全社會參與模式。參與者不僅有政府部門及其附屬機構，而且有政黨、社會團體、智庫、媒體，乃至學者和個人。
（一）印度政府在對華信息戰中發揮主導作用。首先，雖然印度名義上是一個所謂的民主國家，言論自由，但印度政府在外交問題上擁有最大的發言權。印度外交由總理負責，總理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印度國家安全和外交問題最重要的機構，固定成員包括內政、國防、外交、財政各部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印度轉型委員會副主席等，另外還有根據需要臨時邀請的有關部門官員。軍方在印度外交中不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但軍方為凸顯自己的地位，獲得更多的財政撥款，經常會製造一些話題。同時，由於邊境警察部隊由內政部主管，因此內政部在邊界事務上也有一定發言權。
1962年之後，印度政府各個部門觀察中國的視角是將中國作為敵人和對手，這種看法近年來隨著中印兩國競爭的加劇而強化。并且，由於兩國長期缺乏有效交流和溝通，加上印度精通中國歷史、文化、語言的專家太少，印度研究者主要依靠西方國家的資料和媒體報道研究中國，因此造成了印度社會對中國更多的誤解和猜疑，最終誤導政府對華決策出現偏差。長此以往，關於中印關係、中印邊界爭端，以及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印度已經形成一套基本固定的看法和抹黑中國、污衊中國的說辭。因此，印度外交部、內政部、國防部等部委在發布有關中國的信息時很多就是不實之詞、虛假信息。印度國家領導人親自上陣傳播虛假信息的例子也是存在的。2000年印度總理納拉亞南訪華時公開聲稱，印度總理尼赫魯曾拒絕美國政府關於將中國在安理會的席位轉給印度的建議。這一說法在中國學者中廣為傳播，成為所謂中印友好的例證。但這一說法最早是來自一個台灣當局的外交官在其回憶錄中的猜測，查無實據。
其次，印度政黨在製造和傳播涉華虛假信息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印度人民黨執政之後，關於印度人民黨和印度國民志願團製造虛假涉華信息的情況逐漸顯露出來。這些政黨或社會團體為了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宣揚印度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優越性，或者鼓動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拉取選票，大肆製造關於中國和巴基斯坦等國的虛假信息。印度人民黨和印度國民志願團是組織非常嚴密的政黨或團體，其基層組織工作做得非常扎實，深入民間和社會。在其組織內部，非常重視宣傳，有專人負責宣傳工作，莫迪總理就是印度國民志願團的宣傳幹事出身。印度媒體成千上萬，其背後的財團、社會團體等背景非常複雜，經常出於私利攻擊中國。印度人民黨和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都有自己的媒體、網站、電台、電視台。最近幾年關於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許多負面虛假信息都是出自印度人民黨和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的下屬媒體。
再次，在關於涉華虛假信息的發布方面，印度軍方和內政部難辭其咎。印度軍方和內政部主要是發布與中印邊界有關的虛假信息，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得更多財政撥款。2014年2月，印度媒體報道印度六大軍區中的三個設立“中國研究小組”，他們接到的任務袛有一個，那就是密切跟蹤中國的每一個行動，并每日撰寫報告。這篇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這些小組不僅監測中國的軍事能力，還包括其他重要的領域，如國際關係戰略、軟實力舉措和經濟改革等。“在印度，中國被描繪成主要的敵人，以證明高額國防預算的合理性”。兩國邊界由於沒有正式劃定，經常出現兩國軍人越過實控綫的情況，這種情況袛有一綫軍警才能掌握。前綫地區沒有媒體駐扎，印度媒體得到這樣的信息肯定是出自印度軍隊或邊境警察故意透露。印度政府和執政黨經常利用中印邊界摩擦來轉移國內矛盾。在此過程中，媒體希望通過製造爆炸性新聞吸引眼球，獲取流量。印度的寶萊塢也卷入其中，最近拍攝了歪曲加勒萬衝突的電影。
另外，印度情報部門是對外傳播虛假信息的主要操盤手。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2020年12月西方媒體報道的，像“歐洲虛假信息試驗室”公布的《印度紀事》所列舉的大量關於印度情報部門，有組織、有預謀的在網絡上，如：臉書、推特、油管等使用人群極多的國際社交平台上大規模的製造涉及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虛假信息充斥網絡。印度情報機構調查分析局（RAW）為破壞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在總部位於德里的斯里瓦斯塔瓦集團領導下，這一虛假信息網絡以比利時布魯塞爾和瑞士日內瓦為基地，遙控世界上116個國家和地區的750家虛假媒體、冒牌智庫和虛假NGO（非政府組織）藉助印度主流通訊社“亞洲國際新聞通訊社”（ANI）洗白虛假信息和謊言，并藉以放大影響力。類似信息製造出來之後，印度情報部門通過數百次複制相同內容來濫用搜索引擎增強其傳播效果。
二是印度情報機構利用第三國政治勢力製造謠言。印度在一些南亞小國擁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在尼泊爾，2020年年底利用尼泊爾反對黨大會黨一些領導人發表言論，聲稱中國侵犯尼泊爾領土；在馬爾代夫，利誘和鼓動馬爾代夫前總統納希德等一些勢力造謠中國支持馬爾代夫亞明政府興建的一些基礎設施項目破壞環境，攻擊中國在馬“掠奪土地”，給馬爾代夫造成債務危機；在斯里蘭卡也是如此操作；在緬甸，與西方一道指責中國的皎漂港建設項目給緬甸造成債務和不可持續的問題，與緬甸國內反對派遙相呼應。
最後，海內外印度人或主動，或受印度相關部門驅使，也卷入製造和傳播涉華虛假信息的過程中。醜化和抹黑中國已幾乎成為印度人的本能。著名的印度中國問題專家謝鋼在中國經常說中國的好話，但在印度和國際場合會盡其所能抹黑中國。筆者2020年1月在德國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親耳聽到謝鋼援引網絡上一些捕風捉影污衊中國的所謂證據證明中國政府支持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拉賈·莫漢是印度在國際上最著名的學者之一，也是印度外交的代言人之一。他經常發表歪曲中國外交戰略、鼓吹美西方應和中國進行意識形態競爭的文章。拉賈·莫漢與美國印裔著名學者阿什利·泰利斯關係非常密切，互動頻繁。
近年來，海外印度人，尤其是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海外印度人湧現出很多人才，不僅是在經濟界，而且在政界和學界也有很多名人。海外印度人表現得更愛印度，即使在公開場合，他們對印度所表現出的熱愛甚至也遠超對他們所在國家的愛。他們為提高印度的國際形象、傳播印度的聲音做出了很大貢獻，其中就包括在中印關係、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一帶一路、新冠疫情等問題上為印度抹黑中國的工作。美國著名印裔學者阿什利·泰利斯等人長期活躍於美國的政治中樞，為美印核協議的達成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的學術研究中，抹黑中國已經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新冠疫情發生後，印裔美國學者Parag Khanna發表了一篇名為“新冠病毒正在沿著新絲綢之路旅行”（Covid-19 Is Traveling Along the New Silk Road）的文章，攻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用心可謂險惡之極。2017年8月，在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的課堂上，一位印度裔的教師被曝在課堂上多次把香港和台灣都說成是一個國家，甚至還告訴抗議的中國留學生說他接下來的學期裡還要繼續這麼說1000次。在美國和西方國家，很多南亞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術崗位和期刊都已被海外印度人控制，中國根本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如何壓制和反制印度對華信息戰
印度製造虛假信息抹黑中國的行為對中國國內基本不能形成威脅，但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嚴重損害。印度製造涉華虛假信息抹黑中國的主要原因是其將中國定義為主要敵人和競爭對手，如果印度不能改變這種認知，中國就會長期面對印度方面的污衊和抹黑。因此，面對印度方面製造的虛假信息，中國必須堅決反擊。
（一）通過雙邊和多邊外交途徑解決問題：首先，中國應在掌握確切證據的前提下向國際社會公布證據；其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外交抗議；最後，向國際社會揭露印度污衊中國、抹黑中國的醜惡行徑。中國可以在聯合國安理會召集會議，批判印度等國對我的污衊和抹黑，引起轟動效應，讓國際社會意識到印度和西方媒體所傳播信息的虛假性。
（二）中國宣傳部門應切實做好對外宣傳工作，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和容易接受的方式開展宣傳。對外宣傳不能采取對內宣傳的方式，同時也不是宣傳部門一家的事。中國對外宣傳，尤其是對友好國家的新聞媒體應平易近人，工作也要細緻入微，而不是走形式。我駐外使館抱怨國內宣傳部門向使館運送成噸的、無用的中文宣傳材料；再比如，某個友好國家抱怨，它的新聞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國使館在選擇人選時有很大隨意性，而不是挑選真正有影響力的人物參團。訪問團到中國之後，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都見不到。他們袛能和智庫座談，然後就是旅游、購物。
（三）重大事件發生後我方應及時發布信息，以免被動。這次加勒萬事件發生後，中國顧及印方臉面，一些情況沒有及時公布，給印度方面留下了製造虛假信息的機會。
（四）應大力鼓勵中國學者在國際上發聲。現在，中國很多學者都有能力撰寫英文文章，就涉及中國國家利益的問題闡述我方觀點和主張，中國政府應加以鼓勵。現在很多學者埋頭於純學術研究，或專門撰寫論文，而不屑於撰寫面向國內外公衆的媒體文章。因此應該修改學術考核標準，將媒體評論文章作為評價標準之一。鼓勵學者撰寫評論，特別是外文評論，在境外媒體傳播，以正視聽。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7月號，總第28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