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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拜登（圖片來源：新華社） |
中評社北京6月6日電／據大公報評論，最近太平洋上空很熱鬧。美國總統拜登除了主持美日澳印四國雲峰會，還派遣國務卿布林肯及防長奧斯汀出訪日、韓；布林肯隨後將轉道阿拉斯加參加中美戰略對話，而奧斯汀則前往印度。
美這一輪穿梭外交的背後，主要是拉攏盟國，就“應對中國威脅”對對表。既然中國已經被定義成美國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是唯一在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可能挑戰美國利益和國際秩序的國家，美國聯合盟國應對這個挑戰也是符合其戰略邏輯的。
阿拉斯加的會晤還未登場，中美雙方的輿論戰提前打響。中國將此定位為“戰略對話”，而布林肯則否認這次對話的性質，強調能否進行繼續接觸，取決於中國在回應美國關切方面有沒有實質性動作。與此同時，美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在接受澳洲媒體採訪時表示，“在盟國受到經濟脅迫沒有得到改善之前，美國不打算改善中美關係”，所有這些表態似在變相為中美合作設置條件，為阿拉斯加高層會晤增加美方的籌碼。
21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沒有一位戰略家會否認這一點。連英國首相約翰遜也把“向印太傾斜”作為英國未來的外交戰略重點。早在100多年前，美國“海權論”始作俑者馬漢將軍就曾預言，未來的太平洋將會由美、日、德、英四國所主導，但歷史並沒有按照馬漢的設想去演進，但太平洋“四邊形”的概念時不時冒出來。無論是美國當下熱衷的“四邊安全機制”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的“民主菱形”構想，都帶有強烈的地緣政治色彩，中國毫無懸念地成為美日澳印四國夾擊的唯一目標。
回顧“四邊安全機制”的演變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機制的成長伴隨著中國崛起的全過程。“四邊機制”始於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最初的功能是應對人道主義危機，但在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積極推動之下，於2007年變成了外交對話論壇。安倍2006年第一次組閣的時候就提出，以價值觀外交為紐帶，以自由與繁榮之弧為依託，打造“四國民主菱形”，安倍主張“召開日美印澳四國首腦或外長會談，與價值觀相同的國家一起探討合作，貢獻日本的力量”。隨著安倍的下野與時任澳洲總理陸克文退出該論壇及聯合軍演，“四邊機制”遭到擱置。安倍再次上台之後的2013年2月，提出了“俯瞰地球儀外交”，再次強調以價值觀為基礎，開展戰略性外交，以日美關係為基軸，深化與澳洲和印度、東盟等亞洲海洋國家之間的合作，與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遙相呼應。
但“四邊機制”的加速復活還是得力於特朗普。2017年11月四國簽署了《印太協議》，將司局級層面的討論常態化。2019年聯大期間，四國在紐約舉行了首次外長會議，“四邊機制”第一次上升到部際層面。而2020年10月在東京舉行了第二次外長對話。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直言不諱地表示，希望將這種形式“制度化”。2020年11月四國舉行了孟加拉灣“馬拉巴爾”軍事演習，這是澳洲在時隔13年之後再次加入軍演，增加了許多人的聯想空間，有關“亞洲小北約”之說也是見仁見智。
“四邊機制”的演繹與發展是在中美戰略對抗加劇、中印戰略疑慮加深、東海與南海局勢複雜化的大背景下得以一步步推進。在共同價值觀、聯盟、夥伴等旗幟之下，美日澳印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由最初應對海嘯的功能性一步步演變成戰略性。前美國防長馬蒂斯稱，“四邊機制”將會在海上安保、供應鏈、技術和外交等四個方面發揮作用，以達到遏制中國的作用。但也有專家認為，“四邊機制”未必會變成“亞洲小北約”。首先，該對話是非正式的，不像北約那種擁有實體架構，四國優先事項不同，對中國採取何種行動缺乏共識，印度主要關注印度洋，而澳洲和日本則更關注東海和南海。此外，中國是日印澳的最大貿易夥伴，這恐怕也是日印澳在對抗中國上表現出一定程度曖昧的最直接原因。
坦率地說，沒有人能夠阻擋美國將中國定義為“頭號威脅”及不遺餘力地構築圍堵對華包圍圈，但同樣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阻擋中國的崛起，影響的只是速度而已。在兩極對抗的冷戰期間，蘇聯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力量發展極不平衡，國力只有美國的40%。而今天的中國國力已是美國74%以上，中美兩國產業的深度融合讓美國的脫鈎變得十分痛苦，這是特朗普遏華戰略無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拜登政府如果不改變對華的認知與判斷，只是在打法上調整，大概率也會走一條失敗的道路。四國峰會固然值得中國警惕，但更需警惕的是美國自身，追求不切實際的遏華戰略，只能讓美國在錯誤的道路上陷得越深，離重返世界領導中心的地位越遠。基辛格曾經說過，意願加實力同等重要。而如今美國僅有遏華的強烈意願，但實力不濟的戰略缺陷，盟友們心知肚明，只有21世紀的傻瓜才會主動放棄14億人口的大市場。所以，韓國、英國在對華定位上與美國存在溫差，也就不足為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