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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下，全球價值鏈分工和布局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同時也蘊含著整合提升的機遇和空間。 |
中評社北京6月1日電／基於全球價值鏈的一體化生產體系，既是國際分工深化的必然產物，也是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誌。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全球化演進的動力機制由資本和成本驅動加快轉向創新和知識驅動，進而引發全球價值鏈重構。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楊丹輝、渠慎寧文章表示，需要看到，新工業革命對製造範式及國際生產體系正在產生複雜而深遠的影響，且這種影響尚未充分釋放，再叠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使得全球化進程及全球價值鏈的變化充滿不確定性。對此，我們需深刻考察影響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研判中國在全球價值鏈調整中的角色，進而理清有效維護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思路。
全球價值鏈擴張勢頭放緩
文章介紹，在對全球價值鏈的觀察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國際機構，近期都注意到了一個越來越清晰的態勢——過去10年間，全球價值鏈的擴張勢頭放緩，一些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收縮態勢。儘管全球價值鏈的總體參與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卻大幅下降。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測算，2000年至2010年，發達國家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平均增速達到11%。2010年至2017年，這一數據大幅滑落到1%。同期，發展中國家這一指標的增速則由13%降至3%。
從更長的歷史時期來考察全球貿易強度的變化，同樣可以發現，生產和貿易的國際化進程自2000年以來進入了快速提升的階段，全球貨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貨物和服務出口占比都於2008年達到了階段性的峰值，而2009年至2019年，國際貿易強度則表現為平穩收縮的態勢。這一時期，世界貨物貿易強度與總貿易強度之間的差距有所拉大，意味著貨物貿易對國際貿易增長和全球價值鏈擴張的貢獻相對落後於服務貿易。
全球價值鏈上服務創造的價值增長較快，一般被認為是全球化推動世界範圍內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然而，這一趨勢卻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於：目前，服務業國際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在總體上不及製造業，現行統計體系對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上增值的核算還不夠全面，難以準確體現服務對不同國家(地區)和行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影響。
全球價值鏈收縮或擴張放緩的態勢，究竟是全球價值鏈的階段性回調，還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尚有一些爭論，短期內很難做出明確的判斷。剖析全球價值鏈變化背後的深層動因，有助於我們客觀認識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內在機制。
過去20年中，引發全球價值鏈正向擴張的動力大致可以歸為三類：不斷下降的交通、通訊和信息成本，快速的技術進步，逐步減少的制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政治經濟壁壘。長遠來看，上述三類驅動因素及其作用機理仍然能夠成立，基於分工深化和成本級差的全球價值鏈延展還會持續。但也要看到，新工業革命、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大國競爭加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因素相互交織，使包括技術進步、成本優勢、貿易環境在內的那些以往具有正向動力的因素表現出更為複雜的影響方式和效應，甚至在特定的條件下，這些因素還有可能演變成全球價值鏈擴張的反作用力。
多重因素驅動全球價值鏈重構
文章分析，哪些因素在驅動全球價值鏈重構呢？
第一，新工業革命的多重影響。
20世紀中葉以來，信息技術革命及其在世界範圍內引發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轉移，成為全球化的根本動力。然而，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刻而廣泛地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對於全球化進程而言，科學技術和創新活動表現出“雙刃劍”的作用，其在為商品和服務流動帶來便利的同時，在某些領域以及特定的歷史時期卻會抑制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
比如，新技術的代際更迭周期顯著縮短。這反映出技術創新日益活躍，同時也增加了科技投入及其收益的不確定性，影響了新技術收益的市場預期，導致全球價值鏈上新技術的擴散動力不足，阻礙創新要素的跨境配置。一旦技術擴散放緩，新技術便將對低收入國家構成“雙重打擊”。一方面，削弱了其比較優勢，減少了這些國家的貿易收益；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上的低端鎖定，又降低了低收入國家以低技能勞動力替代其他要素投入的能力，以至於這些國家更加難以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抵消技術劣勢。
第二，貿易政策的轉向。
新工業革命呼喚國際貿易規則的變革。然而，國際金融危機催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其持續時間之長、對現行多邊體系的破壞之大，超出預期，貿易政策環境也發生了相應變化。
相較於創新活動及技術擴散的複雜影響，現有多數研究認為，貿易壁壘對各國的全球價值鏈延展具有負面作用。隨著貿易環境惡化及其影響逐漸釋放，美國等發達國家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口占國內消費和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均有下降，中間產品供應和最終產品消費的本地偏好不斷加強，這進一步抑制了美國等主要貿易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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