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資本主義在清末民初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的政治表現，也充分反映出其進步與保守的兩重性。香港是孫中山等人開創的推動內地推翻清朝、創立共和的海外革命基地。一批批華商前赴後繼，毅然資助乃至投身中山革命，但他們在全港華商群體中屬於少數。在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民國創立的勝利風潮中，香港多數華商表現出踴躍捐款的熱情。但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及失敗之後，香港華商總會及各行商會團體競相發表通電，向袁世凱及北洋政府表忠輸誠，有港商甚至通電聲稱：“非誅孫（文）、黃（興），無以安天下。”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英等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濟封鎖，香港與內地貿易隨之中斷。香港在50-70年代陷入西方國家與共產國家冷戰時期。在此期間，港式資本主義發揮其緊密連接西方資本主義的優勢，利用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以及此後內地政治運動導致內地資金、人員大量逃至香港的生產要素轉移，進行從轉口貿易到加工貿易的工業化轉型，遂使香港在不能繼續成為中外貿易的中轉樞紐港之後，維持和擴大與國際市場一端的加工貿易。1959年，香港的港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69.6%，表明香港已經成為工業城市，順利實現從轉口貿易到加工出口貿易的工業化轉型。進入60年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的實質增長率達到8.9%。60年代末，工業化的成功轉型帶動整體經濟開始起飛。到70年代，香港除繼續成為亞太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之外，還成為該地區的輕工製造業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成為戰後世界首批新興工業化地區之一，與台灣、新加坡、韓國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當今蜚聲中外的香港華人富豪幾乎都從香港戰後第一次經濟轉型中掘取起家的第一桶金。
八九十年代，香港戰後第二次經濟轉型利用內地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的機遇，將本港製造業遷移內地，並且在本地順利完成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重構，推動全港經濟持續繁榮穩定。港式資本主義因此聲威遠播，廣受內地各方一致褒揚。1978年底，中國決定改革開放、招商引資，80年代中期進而決定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就給當時陷入生產成本上漲、盈利下降困境中的香港製造業，打開利用國內低廉生產成本和充沛勞動力以再創輝煌的大門。於是，港資及其製造業首先湧入毗鄰的深圳、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繼而向全國各地漫延。從80年代至今，港資在內地引進的境外各種資金中的比例雖有起伏升降，但一直穩居最大比重和最多金額。據香港工業總會調查，到2003年底，香港企業90%以上在珠三角建有工廠，總數超過7萬家，為廣東創造1000萬個就業職位，為香港本地提供150萬個職位。於是，港資和港企成為引領內地經濟起飛的主要外來動力，在促進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區域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擔當龍頭領導的角色。
港資、港企移師內地，不僅有助於引領內地經濟起飛，也有利於香港經濟重構和持續繁榮。港資在將加工出口業的生產製造環節遷移到內地的同時，將產品設計、外銷等環節及其整體產業鏈的大部分盈利與消費繼續留在香港。隨著港企在內地的生產規模與盈利增幅迅速擴張，香港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行業隨之呈現巨大發展。1988年，香港轉口貿易占外貿總額的比重達到55.9%，開始超過港產品出口貨值的比重，表明香港又從先前的工業城市變回貿易城市，恢復並擴展中外貿易樞紐港的歷史功能。1992年起，香港集裝箱輸送量連續12年穩居全球第一位。隨著香港轉口貿易的超常規發展，服務業在本地GDP的比重迅速擴大，2001年達到86.5%，以生產性服務型產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確立無疑。在轉口貿易和相關生產性服務行業大幅度增長推動下，香港經濟持續高速發展。80年代香港GDP（當年價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6.5%，1990—1996年的年均增長率超過10%，香港因此當之無愧地成為引領內地經濟騰飛的公認龍頭。
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在戰後香港兩次經濟轉型中崛起的新一代華資財團，接連向經營不善以及因恐中國收回香港而提前將資金大規模轉移海外的英資財團發起各種收購戰，創造出多宗以小博大的“蛇吞象”經典案例。英資與華資此消彼長，最終促成港式資本主義在九七香港回歸後成為香港資本主義的主體。
然而，港式資本主義在其凱歌行進中，已經滋生日後發作的隱患。90年代的香港經濟形成高增長、高通脹、高薪酬的發展態勢，港式資本主義樂在其中，並不覺察這將製造日後終歸要爆破的眾多經濟泡沫，也未意識到沉醉於享受製造業北遷的暴利而放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將造成難以抵禦未來經濟逆轉的產業失衡癥結。
中外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擺脫成本上漲、盈利下降的困境，可以選擇兩種各有利弊的方式：一是將產業向低成本的地方轉移，一是就地進行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前者可以獲得唾手可得的盈利，卻因此失去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動力以及可能獲得的更大增長；後者需要付出一定的風險投資，卻可能獲得前所未有的利益與生機。戰後香港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港式資本主義一直採取低成本、中技術、高利潤的經營策略。因此，當80年代的中國打開招商引資的大門之後，港資立即將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轉移到珠江三角洲等內地，連帶投資內地其他行業以及房地產業，通過資本運作，將內地廉價的生產要素轉化為商業貿易的巨額利潤。不過，港企將其原有的生產鏈向內地擴展延伸，衹是水平面的遷移，並不具備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意義。由此輕易獲得的巨額利潤，也不會轉化為技術創新的風險投資。正因為港式資本主義滿足於向低成本地區轉移的經營策略，缺乏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興趣和動力，需要依賴風險投資的高新科技產業便難以在香港本土與外遷港企中生存發展。此類例證將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經濟發展歷程中充分展示出來。
三、港式資本主義的現狀剖析
香港九七回歸之後，接連受到國際經濟急劇下滑的幾度衝擊。在此過程中，港式資本主義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緊密聯動的一貫優勢反而變成易於遭受衝擊劣勢，其固有的原始性和落後性便前所未有地裸露在世人面前。
所謂原始性，指的是港式資本主義即便在進入21世紀之後，依然帶有19世紀40年代英國殖民資本主義在香港種下的畸形基因。所謂落後性，是與經過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相比較而言。
1843年6月，英國殖民大臣向首任港督指示治港方略，宣稱：英國佔領香港，“不是著眼於殖民（Colonization，此處意指移民），而是為了外交、商業和軍事等目的”。這一指示表明，英國佔領香港的初衷不是為了將英國人口移居香港，而是著眼於對華外交、商業和軍事等目的。港英政府忠實執行這一初衷，對此後香港的歷史演進產生深遠的影響。正因為英國無意對香港進行較大數量的移民，因而也無意將其本國在當時乃至在此後經過改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福利制度同步移植香港。這就導致港式資本主義既不能完全仿效19世紀英國本土的資本主義，也不能與時俱進地跟隨英國步入對於資本主義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階段，其原始落後性便長久留存。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普遍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在經濟發展方面，進行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建立以高新科技產業為先導、生產性服務業為基礎、各大產業協調發展的完整體系，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在社會福利方面，通過政府立法，主導社會財富再分配，建立、健全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和提高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降低貧窮人口比重，緩解貧富懸殊和勞資衝突，促進社會繁榮穩定。依靠這些自我反省、完善的政策措施，美、英等國順利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然而，在港英政府殖民資本主義管治下，港式資本主義並未跟隨西方資本主義前輩相應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九七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特區政府及社會輿論雖注意消除殖民主義影響，設法增進港人對國家的“一國”認同，卻未曾檢討港式資本主義這“一制”的優劣，更遑論反省和設法化解其原始落後性滋生的內在弊端，致使這些弊端持續惡化，衍生眾多的負面結果。
首先是回歸後香港在國際經濟幾番下跌的接連打擊下，完全失去曾經在20世紀後期持續高速發展的動能，长期踟躇緩行。香港回歸24年間，竟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2008年以及接連遭遇人禍、天災的2019年、2020年共7年間，出現經濟負增長，其餘多數年份的GDP年增長率都不足5%。在此期間，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的GDP經濟總量相繼超越香港，先前香港GDP長期高居於內地城市之上的領先地位一去不復返，香港再也不能充當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2014年，香港特首梁振英將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的地位重新界定為中國經濟發展列車的一個車輪。香港地位下降，從先前的龍頭變為如今的一個車輪，根本內因是受到港式資本主義內在弊端的拖累。
香港回歸之初，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曾經制定創新科技產業規劃，計畫將香港建設成為電子資訊產業的數碼港和中醫藥產業的中藥港，以此謀劃和引導香港展開戰後第三次經濟轉型。此後的特區政府也相繼制定發展創科產業的規劃。可是，這些規劃都受到港式資本主義急功近利發展房地產業而無意致力投資創新科技產業的經營慣性掣肘，科技園區的不少建設項目蛻變為房地產業，科研人員的研究成果受制於超高房地產價格帶動的高昂生產成本，難以轉化為重振本港經濟的強勁生產力。至於遷移到珠三角等內地的香港製造業，也由於港式資本主義追求高盈利而無意進行技術更新與產業升級轉型，而陷入經濟發展必然造成生產成本上漲的困境。加上從2004年起，外省民工湧入廣東打工的“民工潮”開始消退，企業不得不以加薪吸引人力資源，更導致勞動密集型經營方式在珠三角地區難以為繼。於是，港企在珠三角等地集群經營30年之後，從21世紀初開始，陸續有眾多的廠家從珠三角遷往內地或東南亞地區，重新走上30年前從香港向珠三角等地低成本地區遷移的舊路。
如同魔咒般的30年大限，是本人在所撰《開放經濟的比較優勢——珠江口特區群及台灣的實證》一書（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3年）提出的觀點：港、澳、台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歷程表明，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一般都不超過30年。這一觀點，成為2008年廣東省政府決定在珠三角實施“騰籠換鳥”政策以促進產業結構更新的借鑒；③也為在此前後珠三角港企再度向其他低成本地區遷移的實例所證實。當代資本竟然如同古代遊牧民族般“逐水草而居”，定期遷往低成本地區以追逐高利潤，原因是不願或不能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致。港式資本主義追逐眼前利益而忽略科技創新的弊病，不僅導致創科產業難以在香港本地立足發展，而且導致外遷港企成為定期再度遷移的工業流浪兒，豈不令人慨歎？
其次是港式資本主義沿襲華商經營傳統，利用港英政府建立土地批租制度對於房地產權益的長期保障，集中投資發展房地產業，並且在香港回歸之後，以房地產業形成對於香港本地市場的壟斷，加劇貧富懸殊與民怨纍積。
古代中國商人喜歡將經商盈利用於購買田地、房屋等不動產以求穩定保值。港英政府建立的土地批租制度，本來是確保政府長期分享隨著經濟發展而同步增長的土地與房產利益，不過私人物業及其權益也因此得政府與法律的連帶保障。因此，近代香港華人富商注重購買房地產，逐漸形成重地產、輕實業、棄生產的經營策略。前述1881年香港按季度繳納物業差餉1000元以上的香港19家最大業主當中，華商占17家，這固然表明華商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但也顯示近代華商注重購置房地產，西商卻無意於此執掌牛耳。在20世紀50年代香港工業化轉型中起家的當代香港華人富豪，繼承古代中國商人和近代香港華商的經營傳統，在70年代羽翼豐滿之後，幾乎都將先前在生產和貿易中獲取的盈利注入房地產業，並且從此將其作為畢生經營的主業。80、90年代，香港將買地作為政府重要財政來源的經驗傳入內地，迅速增強內地政府加快本地經濟發展的信心與能力。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內地仿行港式“土地財政”與大力發展房地產業的利弊已經充分顯示出來。近年中央在雄安新區啟動嚴禁房地產炒作交易的城市發展新模式，應該是擺脫香港模式，厲行住房不炒的英明之舉。
然而在香港，房地產業一直是港式資本主義賴以顯示輝煌成就的唯一主業。2019年福布斯官方網站發佈最新的香港50名富豪榜單，其中26名以房地產為主業，前5名豪富全部為房地產商。李嘉誠連續21年穩居香港首富之位，同為地產大亨的李兆基依然穩居第二，兩人的財富仍然分別比第三名富豪拉開100多億美元的巨大差距。
房地產業在香港較諸其他行業更容易盈利增值的原因，得益於港英政府集中發展港島及南九龍鬧市區，而將新界的大片土地劃為與內地分隔的緩衝區，並將港九及新界的多數山嶺劃為不開發的郊野公園。特區政府沿襲此種用地格局，遂使當今香港土地大量空置，房屋用地占全港土地面積的比重極少。2019年9月香港民建聯公佈的資料顯示，香港現有土地面積1111平方公里，已建設的城市用地衹占24.3%，其中房屋用地面積僅占6.9%；其餘75.7%為郊野公園及水塘等。物以稀為貴，極少量的房屋用地很容易炒成寸土寸金的高價，正好成為房地產商賺取巨額利潤的囊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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