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所倡導的製造業回流戰略，不僅只是為了緩和國內矛盾，如就業和收入兩極分化問題，而且與發達國家對新一輪數字技術的戰略布局密切相關。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雖然在表現形式上日益數字化、服務化，但卻比互聯網時代更加依賴於製造業基礎，隨著數字技術進入人工智能、雲計算和雲存儲時代，對專用芯片、數據中心和數據傳輸設備的需求會進一步上升：以美國為例，2020年，美國製造業的雲技術利用率在上半年就增長了140%，數據中心的新增建築面積每年超過了800萬平方英尺，而未來五年，僅人工智能芯片市場就將產生大約350%的爆炸式增長。不僅虛擬的數字來自物理實體，而且分析、存儲和傳輸也依賴於物理實體。
中國製造業占比的持續下降，與西方發達國家製造業占比趨穩回升，是一個警示信號，必須高度重視。雖然中國製造業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如製造業中的非製造環節的不斷分離，形成服務性產業等；但也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不平衡，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活性服務業領域和智能製造業的發展不平衡等結構性失衡因素，這是導致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從業人數和資金流入放緩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長期來看，由於服務業更多地作為製造業的中間投入和終端延伸，出於國內經濟安全穩定的保障，我國不僅必須保持一定的製造業規模以吸收服務業投入，也需要發揮製造業在技術溢出和產業帶動方面的強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一輪數字技術革命中，更需要發揮先進製造業的戰略引領作用。如果任由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比重持續萎縮，中國將無法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中搶得先機，失去提升產業鏈和供應鏈地位、鍛造產業鏈和供應鏈強度和韌性、補齊產業鏈和供應鏈斷點和短板的機會。
四
文章指出，從中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上看，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是具有可行性的：
首先，經過數十年發展，中國已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具有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220多種產量全球第一。製造業的規模優勢以及全產業鏈和產業協同優勢明顯，產業間互為市場，使製造業保持一定的基本比重成為可能。
其次，雖然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回流政策有可能繼續，但由於外國企業廠房、設備投資形成的沉澱成本巨大，而中國基礎設施和配套企業的完備性、擁有世界第一的研發技術人員數量，以及龐大且迅速增長的本土市場，仍將對國際製造業投資具有吸引力。
再次，中國城鄉之間、經濟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之間的協同，傳統製造業的升級改造，製造業升級帶動農業和服務業的效率提升，都蘊含著進一步擴大規模、優化結構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為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以5G、特高壓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僅為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為在較長一段時間裡穩定製造業比重提供了壓艙石。
最後，中國在高鐵、航天、5G等先進製造業領域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具備引領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技術基礎能力，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一代數字技術領域，發展也非常迅速，2019年底，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利申請量已超越美國，排名世界第一。
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重點是要將其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定性，與提升中國製造業的“質”緊密結合起來，“基本穩定”是約束條件，提升製造業的“質”才是最終目的。因此，無需為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設立短期硬期指標，對那些有助於製造業價值增值和價值實現的現代生產性服務業，還應給予大力支持，不必糾結於是否會因此降低製造業的短期比重。
在具體政策導向上，第一需要抓重點。在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實施上，有針對性地促進國內企業協同合作；在重大科研攻關問題和關鍵技術領域上，充分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重點領域集中於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扶持一批有潛力的龍頭企業做強做大。
第二是降成本。實施以製造業為重點的減稅降費措施，降低製造業用電、氣、水等的直接成本，鼓勵引導金融機構向製造業傾斜，增加製造業中長期貸款，積極利用資本市場，鼓勵股權投資、債券融資等更多向製造業傾斜。
第三是促開放。鼓勵製造業企業面向國際市場參與競爭、開展合作，進一步深化與東亞和東南亞等地理臨近地區的產業鏈合作，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能合作。鼓勵各地區為製造業重大內外資項目開辟綠色通道，簡化落地手續，推動重大項目盡快落地投產。
第四是強融合。按照2019年11月十五部委聯合印發的《關於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精神，繼續大力推進融合發展新業態、新模式，開辟和暢通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融合發展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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