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事實五：工資差異出現大幅度上升，特別是創新型國家。
工資最高10%的人群所占工資份額在21世紀以來全面提高，工資收入成為主導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傳統性財產性收入差別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跨國公司高管的收入奇高，而大部分擁有股權的人並不十分富有，工資性收入成為主導因素。
特征事實六：稅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平衡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為不平衡的來源之一，比如傳統的福利主義政策如果設計不好，反而會成為不平等的根源。從2013年數據來看，中國稅收前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反而比稅收後的基尼系數更低。
特征事實七：對高收入群體徵收稅收越來越難。用傳統的方法去徵稅，我們會發現高收入群體稅率在過去四十年大幅下降，巴菲特曾說他的稅率比一般白領低得多，所以巴菲特在奧巴馬時期提出了巴菲特稅，然而有產者、富人以及具有創新能力的主體可以利用平台經濟、跨國公司、開曼群島等一系列的方式讓傳統的“劫富濟貧”徵稅模式化為烏有。另外，由於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導致各國政策對資本和創新者更為有利，所以財產稅、遺產稅、所得稅全面下降，因此這種情況是很難得到解決的。
對富人徵收實際稅收率下降十分明顯（創新者和高資本所有者更具有流動性和避稅能力）。同時，在不平等產生的幾個環節中，生產環節更容易產生，這與技術革命和生產方式變革密切相關。另外，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對於不平等有明顯的推動作用。第一是資本的掠奪性有所體現，第二是資本的價格呈現出來，第三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帶來的問題。
這些新的典型事實馬上引發一個十分重要問題：我們在上世紀解決不平等的方法可以解決我們目前的全球不平等嗎？
上世紀有德國模式、北歐模式、蘇聯模式、美國模式等，解決收入不平等主要有戰爭、福利主義、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金融危機等。
首先，目前發生大規模戰爭是不可能的，我們也不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不平等問題。
其次，幾輪金融危機不僅沒有使富人破產，反而使富人收入更高，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對於美國收入分配是一個全面錯配的過程，在全面干預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的過程中，量化寬鬆帶來的大量鈔票都流入到了富人口袋中去。
第三、福利主義特別是關注最底部人群的社會政策似乎難以解決中產階級困境。
第四、傳統的累進稅率和財產稅在全球化、金融化、數字化衝擊下無法逮住富人，富人的避稅能力和利用現代工具的能力更強。
第五、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競爭中不得不向創新者和財富所有者低頭，導致國家在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能力和動力都大幅度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