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域的合作與競爭均涉及國際法基本理論的研究以及如何在新領域中適用傳統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並對之予以與時俱進的解釋。以近期世衛組織專家組到中國進行病毒溯源考察為例。世衛組織專家尚未離開中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便對世衛專家組在中國的溝通方式及獲取結果的過程“深表關切”，要求專家組的報告“必須是獨立的”、“不受中國政府的干預或修改”。英國外交大臣也呼應美國，呼籲中方提供更多早期數據。《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美媒則刊文聲稱世衛組織專家的病毒溯源工作受到嚴重阻礙。然而報道發出後，這些媒體“援引”的專家相繼公開指責《紐約時報》的刊文扭曲了其原意，系“無恥”行為。美國領頭、盟國跟進、媒體不問真假及刻意歪曲，或將成為將來美國與中國競爭的模式。
指責中國與世衛組織在病毒溯源上的合作也許僅僅是公共衛生領域競爭關係的開始。君不見美國甫提出重返世衛組織，便質疑世衛組織的工作，要求其按美方認定的“最高標準”行事，包括要求各國保持透明度等。世衛組織負責人類的健康，事涉每個成員國的主權，包括病毒主權及其人民的健康權。一個成員的權利便是其他成員的義務，反之亦然。在世衛組織秩序內，各成員國公共衛生制度應符合何標準，有何通報病例的義務，按何標準判斷一個成員國是否履行了義務，防疫抗疫機制的透明度應有多高，疫苗研發應如何合作，疫苗應按何標準分配，病毒主權的外延和內涵，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的關係，保護個人隱私與社會防疫抗疫的關係等，均會在新冠疫情得到全面控制後受到重新審視，且以世衛組織為核心的多邊公共衛生秩序之改革亦勢在必行。任何公共衛生秩序的改革亦必然涉及規則的制定、修改與解釋。所有這些均需要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的認可，也就是合作。在此過程中，中美之間必然會有競爭，甚至是激烈的競爭。這些競爭所反映的正是中美在意識形態、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方面的差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