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領域，概括地講，當今世界面臨霸權主義橫行、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軍備競賽再起等傳統安全威脅與恐怖主義等極端勢力猖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難民危機、網絡攻擊、糧食危機、瘟疫流行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彼此激蕩的史無前例的嚴峻複雜形勢。
就傳統安全而言，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橫行，全球性地緣政治形勢更趨緊張，東亞、歐洲、中東等主要地緣戰略區的安全形勢同時急劇惡化。在大國戰略競爭最集中的印太地區，美國聯合日、台、印、澳、英等域內外反華勢力，力圖構築“半島與三海聯動”和“印太合體”的制華圈。詭譎難測的朝鮮半島局勢於2018年突然緩和後於2019年底重新惡化，至2020年6月中旬幾乎重回到2018年前的敵對態勢。
在兩岸關係高度緊張的台灣2020年“大選”前後，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以加大對台售武力度和頻度、提升美台政治軍事關係、軍艦頻繁高調穿越台海和軍機飛越台灣空域等多種形式大打“台灣牌”，力挺執意台獨的民進黨執政當局，其“一中”政策名存實亡，台海陷入中美建交以來最危險時刻。中國的南海維權和海上絲路建設遭少數周邊國家及美、日、英、澳等域外國家的無端指責和聯合干擾，尤其是美國一味支持越南和菲律賓等國，以“航行自由”侵犯中國海洋主權的力度和頻度空前。比如，2020年7月初，當中國軍隊在西沙演練捍衛領海領土主權時，美國兩個航母打擊群以維護“航行自由”之名到南海進行挑釁性演練，卻反誣中國軍演危害南海穩定。
在南亞，印巴在克什米爾頻繁交火，印度與尼泊爾交惡，中印邊境衝突再起。在歐洲尤其是東歐，大部分國家跟隨美國不斷擠壓俄羅斯地緣戰略空間，烏克蘭危機的後續效應使北約與俄羅斯在波羅的海至黑海地區持續劍拔弩張，俄羅斯與以北約為主體的西方不斷上演“孤熊”鬥“群狼”的新式冷戰。在中東及北非，美、俄、土、伊對敘利亞控制權的爭奪及其觸發的中東地緣政治分化重組，使中東大亂局深不可測，美、俄、土、伊、沙、以等力量及敘利亞內部各派勢力在“文明斷層線”的激烈搏殺宛如一場微型世界混戰④；美國在退出伊朗核協議、實施對伊全面制裁後，把駐以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承認戈蘭高地是以色列領土、炮製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世紀協議”等令國際社會震驚的系列舉措給中東大亂局雪上加霜，尤其是獵殺蘇萊曼尼險些觸發美伊大戰；後卡扎菲時代東西分裂對抗的利比亞戰火再起，聯合國、俄羅斯和幾乎所有西方大國及中東大國都捲入其中；宿敵希臘與土耳其為爭奪東地中海油氣劍拔弩張。
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除恐怖極端勢力猖獗、網絡攻擊頻繁、糧食危機和難民危機外，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核不擴散進程局部逆轉和生態環境持續惡化是當下最緊迫、最嚴重的三大全球性威脅。新冠疫情除了可能使數億人感染、數百萬人死亡外，其危害主要體現在四大方面：歷史性地重挫全球化（全球化一度幾乎完全陷入停頓）；歷史性地打擊世界經濟（今年將萎縮約5%，中國之外所有主要經濟體皆會深度衰退）；急劇惡化國際安全形勢（傳統安全形勢近乎四面烽火，而多重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襲來，且兩者相互激蕩）；加劇大國對抗（美俄國內疫情都很嚴重，卻都在磨刀霍霍，甚至演練核戰爭；新冠疫情非常嚴重的印度多次跨界挑釁中國，差點引爆第二次中印戰爭），尤其是把中美推到徹底攤牌的邊緣（國內民族民粹主義盛行並深陷疫情、經濟和種族三大危機的美國執意藉機強化與中國的全面對抗）。就核擴散形勢而言，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2018年剛啟動就陷入僵局，到2020年6月發生逆轉；而2018年5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令該協議名存實亡，伊朗重新朝核武化方向推進，而美國、歐洲和以色列發誓絕不容許伊朗發展核武器。這兩者都在激化相關地區地緣政治矛盾，加劇相關大國對抗，反過來更不利於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制。就生態環境威脅而言，人類長期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和高消費而相對忽視生態環境保護，致使地球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地球暖化不僅使大西洋颶風和西太平洋颱風的破壞力屢創紀錄，而且使南極出現創紀錄的攝氏20度高溫，使北極圈出現攝氏30度以上罕見高溫，令瑞典、英國等鄰近北極圈的國家遭遇極端高溫、乾旱。位於北極圈內的一個俄羅斯城鎮最低氣溫曾達攝氏-60度以下，但2020年6月下旬竟一度高達攝氏38度。北極高溫正在令北極凍土解凍，不僅可能釋放長久沉睡其中的未知病菌，而且會使其中的固態甲烷氣化，大大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從而形成溫室效應的惡性循環。南極北極升溫在危及企鵝、北極熊生存和海龜等生物的繁衍外，還導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斷上升，威脅低地國家和許多國家沿海地區的生存。北極升溫不僅加劇美俄等周邊國家對北極的爭奪，而且北極強冷空氣頻繁南下使歐洲、北美等地近年來在春天頻繁遭遇極寒天氣。而2019年持續近半年、過火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令數億隻動物喪命的澳大利亞山火再次給全世界敲響了警鐘。如果2030年前地球升溫不能控制在1.5度以內，人類將遭遇毀滅性氣候災害。
（三）當今世界的變革性及其突出表現
變革性既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徵之一，也是當今大變革時代的本質屬性。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革之中”；“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家力量對比深刻變化並朝著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⑤變革即革故鼎新，意味著長期量變基礎上的革命性、歷史性質變，代表著前進的力量和時代的進步。當今世界大變革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創造世界經濟新動能、重塑世界政治新體系、促進世界大發展直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力量。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在基於人類社會生產力新發展的大變革時代必然產生引領大變革的新思想新理念，大變革也必然催生、壯大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時代進步力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個大變革時代最具時代性和現實性的先進思想，其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大變革時代最具全球性和前瞻性的精神產品，是劇變中的當今世界克難前行的思想引領。而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站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潮頭、正在全面崛起的新時代中國，是當今大變革時代最突出的新的時代進步力量。因此，當今世界大變革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在世界大變局中披荊斬棘、在以世界生產力新發展推動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變化的歷史大潮中蓬勃發展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在思想理論層面的集中體現就是順應經濟全球化大趨勢、基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源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在物質、實踐和制度規則層面的主要表現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歷史性成就並引領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體制與國際秩序轉型。
在一體性、變亂性都很鮮明的當今世界上，大變革以新時代的中國為中心向全球發散，波瀾壯闊地影響著全世界，遍及思想、科技、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等許多領域。總體而言，當今世界變革性在於：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反映出“四重歷史趨勢的反轉”（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沒落）⑥之際，伴隨著第四次科技革命蓬勃興起，中國全面崛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國際影響不斷擴大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石破天驚的歷史性巨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不僅標誌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強起來”的新的歷史階段，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而且推動人類社會深刻變革，主要表現為中國引領新型全球化與國際秩序從西方主導的不公正型向各國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合作共贏的公正型轉變和全球治理體系重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即攜手“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⑦。
三、當今世界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重正相關
（一）當今世界一體性孕育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行性
“人類整體性的凸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⑧。從理論邏輯上講，當今世界一體性自然蘊涵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行性，因為衹有在一體性的當今世界上才可能構建各國真正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客觀現實看，中國宣導、引領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工程在全球範圍內應者雲集、如火如荼地展開和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中提出攜手構建人類健康共同體的倡議得到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讚賞和回應，都表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廣泛國際基礎和現實可行性。中國主要通過“一帶一路”引領新型全球化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強化了當今世界的一體性。世界一體性越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行性就越大，最終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可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理解這兩者的正相關關係。
客觀上，當今世界一體性奠定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基礎。長期的全球化已經使世界各國客觀上初步結成了全球性共同體，並大大促進了人類物質財富的增長，從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客觀條件，打下了物質基礎。這是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能建立在各國相互封閉、隔離和物質財富不夠豐富的世界上，衹能建構於深度全球化時代各國相互聯繫、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地球村”裡，衹能構建在各國“同在一條船上”因而必須風雨同舟、同舟共濟、搏浪前行的當今深度全球化而又劇變的時代，衹能構建於物質財富非常豐富、物質文明非常發達的人類社會現代化基礎上，衹能構建於科技高度進步、各種生產要素互聯互通的一體性世界的基礎上。
當今世界總體上逐漸增強的一體性客觀上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各國接觸、交流、合作的高度便利化。日新月異的交通運輸和網絡通訊技術大大便利了全球性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大大促進世界範圍內人員往來、文化交流和經貿發展，有利於文明對話、全球繁榮發展與世界和平穩定。全球性聯繫、到達、交流日趨容易使世界各國越來越連接成一個整體，以致“越來越小”的世界成了“地球村”，它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雛形。第二，各國互利共贏的高度相互依賴性，即各國經濟之間存在1+1>2的集合效應。各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財富增長不僅靠各國資源投入和自身努力，而且有賴於各國經濟交流合作、互通有無和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有賴於資源跨國乃至全球性優化配置。在各國彼此孤立隔絕的狀態下，各自經濟在資源投入和科技推動下固然能夠增長，但是遠不及相互開放合作條件下的增長迅速和持久，因為不同資源稟賦的經濟體間互補性交往合作導致的市場規模擴大和彼此滲透、融合，對各自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增長和人類福祉有重要促進作用。可見，世界經濟一體性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物質基礎。
主觀上，隨著全球化曲折發展但不可逆轉地總體深化，世界各國基於彼此高度相互依賴、深度聯接的客觀現實而產生的世界一體性意識或全球整體性意識總體上逐漸強化。“近年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多次被寫入聯合國重要文件充分說明，人類社會的現實危機感正在增強，克服危機的現實緊迫感正在上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正在覺醒。”⑨換言之，“利害相關、命運與共”這一人類社會的新的“共有觀念”趨於形成。這一世界性“文化”是世界物質力量結構之外影響國際關係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觀念結構”，有利於人類社會完全走出彼此敵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向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邁進，即從當今世界沒有絕跡的“霍布斯文化”（敵對關係），經由當今世界總體上的“洛克文化”（合作與競爭夥伴），最終邁向接近世界大同的“康德文化”（朋友關係）。⑩因此，全球化總體上不斷增強世人的世界一體性意識，說明“環球同此涼熱”在意識層面從想像變成了現實。這無疑有利於“同在一條船上”的世界各國加深相互瞭解、加強交流合作，從而增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
（二）當今世界變亂性產生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
當今世界遭遇全球化逆風等各種變亂表明：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引領、美英主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推動的舊式全球化，因其社會達爾文主義性質全面激化各種國內國際矛盾而在各國命運與共的“地球村”時代走到了歷史盡頭。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要求實現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公正合理化，中國發起“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新型國際合作平台並得到廣泛積極回應就是有力證明。同時，“特朗普革命”和“英國脫歐”等“黑天鵝”從反面強烈地警示世人：任由狹隘民族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攪動的逆全球化蔓延，受害的與其說是全球化本身，不如說是被全球化聯成一體的包括美英在內的世界各國及其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自全球化近代開啟以來，“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無論是全球資本主義矛盾的爆發，還是一國的經濟動盪或政治衝突，都可能通過世界市場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蔓延到整個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擴展為對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嚴重威脅。”⑪21世紀深度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任何“黑天鵝”都有“蝴蝶效應”。發生在一國、一個地區的變亂往往具有跨國性、地區性乃至全球性影響，成為全世界共同威脅，任何國家皆難以置身事外、獨善其身。
因此，當今世界變亂客觀上要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即世界變亂性產生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必要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方案，而是人類走出資本主義現代性困境、解決全球性危機的現實而理性的選擇。”⑫這正是中國為全世界擺脫“安全困境”、實現“積極和平”和共同發展而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偉大倡議的根本原因。習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向全世界宣佈：“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⑬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阻止當今世界變亂演變為世界性大災難的當務之急和唯一有效之策，是維護、促進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根本之道。當今世界各種變亂彼此疊加、相互影響，總體呈加深擴大之勢：“英國脫歐”令歐洲一體化嚴重受挫，既不利於經濟全球化，也妨礙世界多極化；在美聯儲主導的一輪又一輪全球性貨幣寬鬆把資本市場泡沫越吹越大之際，美國發動全球性貿易戰和日益嚴峻的新冠疫情使“高處不勝寒”的美國股市在一個月內史無前例地熔斷四次，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引發世界經濟大危機的幾率急劇上升；在中東陷入伊斯蘭極端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波斯民族主義、突厥民族主義、猶太民族主義紛爭之際，美、俄、土在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甚至直接軍事對抗與美伊全面敵對使中東陷入大混戰的風險不斷升高；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後再退出2010年簽署的兩個超級核大國間僅存的唯一核軍備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企圖，以及美國成立太空軍加劇太空軍事化，都在加劇美俄非對稱性軍備競賽乃至全球性軍備競賽，從而嚴重破壞世界軍控進程，危害全球戰略穩定；俄羅斯與北約軍事對峙日益尖銳化和美俄在拉美戰略對抗再起，相當大程度上意味著美俄對抗重新具有了冷戰時期的嚴峻性和世界性；基督教極端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間的“文明衝突”導致20年全球性反恐的結果是越反越恐，恐襲呈現全球化之勢；地球暖化和環境污染加速地球生態系統惡化；尤其是新冠肺炎全球性擴散在嚴重威脅全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同時，嚴重衝擊世界經濟產業鏈和供應鏈；等等。若如此嚴峻的事態持續惡化下去，世界和平與發展將受到嚴重破壞，人類安全與生存將遭受嚴重威脅。因此，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原則，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避免世界性大災難降臨，是全世界的當務之急和唯一正確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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