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群的分化。人們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場態度的影響，常常會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與意見的圈子裡，各種圈子之間相互隔絕甚至對立。它還使人們產生所謂“信息繭房”和“信息偏食”。在信息傳播中，由於公衆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衆衹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使自己愉悅的領域，久而久之，會不自覺地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人們在接收信息時總是更趨向於接收自己所期待看到的或聽到的信息，而有選擇性地避開自己不想看到或不願聽到的信息，即心理學上所說的願望思維。”③“信息繭房”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當前媒體去中心化、裂變化、社交化的內容生產模式，體現了媒體主動迎合用戶需求的趨勢。用戶會依照個人的喜好對信息進行過濾和選擇，以“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和心理上的舒適感”。
四、政治選舉中的算法政治
在政治選舉中，一般認為，選民大致有穩定的基本盤“鐵票”和中間選民“游離票”這兩大類。對“鐵票”選民，候選人和政治集團主要采取長期耕耘和持續鞏固的方式，以確保這部分票源。不過可以看到，在很多地區的選民中，決定最後選情的往往是關鍵的中間選民。以美國為例，美國總統選舉的政治版圖中，中西部基本上都是共和黨的鐵票倉，東部和西部沿海地區則大多數支持民主黨。在美國歷次總統選舉中，由於其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決定美國總統大選最終結果的往往是佛羅里達、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辛、俄亥俄等關鍵的少數“搖擺州”。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特朗普便是在這些搖擺州中以微弱優勢險勝希拉里，拿到過半數選舉人票，最終入住白宮。而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拜登則是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辛等關鍵搖擺州以較微弱取勝最終勝選。
社交媒體在宣傳造勢、輻射傳統媒體、基層動員及募款能力等方面的效果已超過傳統選舉動員方式。在過去的選舉造勢活動中，所謂社交媒體的“空戰”和傳統造勢活動的“陸戰”并舉，社交媒體一般衹發揮“側翼”作用，但現如今已成為政治選舉中各方政治勢力大肆搶奪地盤的重要媒介。尤其是隨著社會人口結構變化，習慣使用網絡的中青年世代已逐漸登上政治舞台。社交媒體的傳播方式使社會普通個體皆有機會直接發表觀點，青年群體參與政治的熱情迅速攀升，對社會輿論走向的影響面越來越大。政治人物通過網絡新媒體進行宣傳、動員將成為風潮，從而改變了過去選舉自上而下的傳統動員方式。政治集團的競選團隊正是利用了中青年群體易受網絡等新媒體輿論引導的特點，圍繞特定議題加強輿情操作和攻防，營造利己輿論氛圍。
以台灣地區為例，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社交媒體已成為台灣社會運用程度極高的媒介之一，島內政治生態也進入全新時期。根據已注册的用戶資料，目前台灣4G移動用戶已超過2100萬人，主要集中在社交媒體、OTT視頻流、新聞客戶端、自媒體閱讀平台等四大埠，即以Facebook為代表的移動社交媒體、以YouTube為代表的OTT視頻流媒體、以《蘋果日報》為代表的新聞播報媒體、以Talk雜志為代表的自媒體閱讀平台。其中Facebook在台灣使用人數高達1800萬人，日活躍量保持在1200萬，此外還有830萬Instagram用戶。實時通訊上，有大約1700萬Line用戶，使用率位居全球前列。④社交媒體的普及使民衆對選舉的參與度空前提升。2014年初的“太陽花學運”，使不少人敏銳感知到社交媒體在其間對政治和社會的巨大影響力，媒體“空戰”成為影響選情的重要戰場。
柯文哲是較早將新媒體工具應用到台灣政治選舉的政治人物之一。在其2014年底競選台北市長期間，其選舉幕僚團隊通過策略分析，緊盯臉書、YouTube等社交媒體平台，開設個人粉絲專頁，將社交網絡平台作為信息的搜集數據點，對民衆感性的、熱度高的議題加碼營銷，持續推送相關信息，同時還結合一些網絡紅人互動來提高自身熱度和影響力，成功將社交媒體與選舉造勢結合起來。此後，各方積極利用網絡新媒體，加強輿情操控，社交媒體已被各方陣營視為組織動員、宣傳造勢的重要工具和平台，為自己的選舉服務。各政治團體也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加大資源投放，進行方式革新，以吸引網絡用戶和手機“低頭族”尤其是年輕族群。在2016年初的選前“周子瑜”事件，2018年“九合一”選舉時的“韓流”，以及2020年初地區領導人選舉這些事件中，社交媒體的影響已逐漸深植人心。2019年曝出的“網軍1450”、“楊蕙如案”，更是直接將幕後力量指向民進黨和蔡英文總統政府。
社交媒體在改變傳統選舉政治版圖的同時，也改變了不少地區的選舉文化。在近年來不論是美國大選還是台灣地區選舉等政治選舉活動中，有些政治團體為選舉利益，甚至傾注大量資源在社交媒體上，通過散布謠言、爆料抹黑、製造網絡事件等方式大肆攻擊對手，同時也使輿論聚焦於低層次的話題。過去政治選舉中，選民往往關心的是與自身福祉相關的公共政策等議題，而在目前的一些選舉中，選情中的主軸經常被一些娛樂性和爭議性話題所淹沒，理性的政策討論和候選人政見反倒不被重視。這種傾向，使一些地區的政治選舉活動出現娛樂化和庸俗化的趨勢。
五、民意走向中的算法政治
民意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據。在民主政治條件下，民意實際上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合法性來源，幾乎所有決策者都會聲稱自己的政策反映著廣大公民的意願和需求。台灣的民進黨和蔡英文總統政府便長期將“依循民主原則和普遍民意”掛在嘴上，以所謂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作為政治文宣的基礎，但往往又衹選擇對其具有利用價值或被塑造出來的所謂“主流民意”，并將“少數民意”包裝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在社交媒體時代，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在算法政治下發生了一系列的演變，深刻影響一個社會公衆的民意走向，且這種影響是長期和持續的。傳統上，政治社會化的途徑包括家庭、學校、同輩團體、大衆傳媒、社會政治組織以及NGO等其他組織。而隨著社交媒體中“過濾泡沫效應”和“同溫層效應”等因素隨著智能算法推薦的持續強化，會使公衆或選民長期處於“信息繭房”中，形成某些政治團體所希望的“主流民意”。自90年代末以來，台灣島內持續不斷的“柔性台獨”活動和“去中國化”教育，迭加社交媒體的長期影響，已經使島內民意出現了重大轉變。以台灣地區幾個影響力較大的調查資料為例，不論是台灣《聯合報》連續十年不間斷的“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還是政治大學長達28年不間斷的“台灣民衆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分布趨勢和長達26年不間斷的“台灣民衆統獨趨勢分布”統計調研數據，都可以看到台灣島內目前“統”的聲量一直在持續降低，而“獨”的聲量卻在不斷攀升。
算法政治下，民衆的政治態度和所謂“主流民意”實則是可以人為塑造的。在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公投、台灣“太陽花學運”、香港修例風波等重大事件中，一些政治人物為了自身利益，持續通過社交媒體向公衆推送特定信息，強化群體政治認同，引導輿論風向和議題設置，已成為政治人物進行選舉操作和長期輿論倡導的重要手段。而民意的操弄也容易走向民粹化，導致出現政治“極化”。如2020年新冠疫情後，由於台當局在口罩、人員往來等方面的種種作為和表態，兩岸關係開始陷入“敵意螺旋”不斷上升狀態，相互敵意情緒由官方蔓延至民間，并且“敵意”有不斷纍積升高的趨勢，尤其是民間相互負面情緒和觀感上升。目前在大陸社交媒體中也可以看到，在敵意和惡感不斷上升後，大陸網民在統一問題上“武統”的聲音開始逐漸增多。而這種兩岸“民意”的持續對撞，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在社交媒體時代，應更加重視其影響，正確認識和合理運用，使其發揮積極作用，成為積極互動和創造“善意螺旋”的平台和工具。
注釋：
①[美]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汪曉壽、吳志華、項繼權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
②汝緒華：《算法政治：風險、發生邏輯與治理》，《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27頁。
③[美]羅伯特·傑維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頁。
④黃楚新、崔政韜：《台灣移動傳播發展現狀》，《新聞戰綫》，2018年第13期，第69-72頁。
作者簡介：熊興，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後，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非傳統安全、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東亞國際關係、中美關係與美國政治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