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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會滿: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http://www.CRNTT.tw   2020-12-22 08:51:29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對於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中評社北京12月22日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建立常態化退市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這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面向“十四五”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也是“十四五”時期資本市場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我們必須深刻學習領會,堅決貫徹落實。

  一、充分認識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重大意義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文章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融資結構、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發展直接融資是資本市場的重要使命。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近年來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明顯加速,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成功落地,創業板、新三板等一批重大改革相繼推出,對外開放持續深化,直接融資呈現加快發展的積極態勢。截至2020年9月末,直接融資存量達到79.8萬億元,約占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29%。其中,“十三五”時期,新增直接融資38.9萬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32%。

  “十四五”時期是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對於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一)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服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迫切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從國際經驗看,激發市場主體創新創造活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需要充分發揮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機制的獨特作用,加快創新資本形成,促進科技、資本和產業的緊密融合。

  (二)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關鍵舉措。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健全要素運行機制,完善要素交易規則和服務體系。發展直接融資可將不同風險偏好、期限的資金更為精准高效地轉化為資本,促進要素向最具潛力的領域協同集聚,提高要素質量和配置效率,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從境外經驗看,以直接融資為主導的經濟體,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往往能夠搶占先機,轉型過程也更為平穩順暢。

  (三)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中國融資結構長期以間接融資為主,信貸資產在金融總資產中的比重超過70%。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有助於健全金融市場功能、豐富金融服務和產品供給,提高金融體系適配性;有助於穩定宏觀杠杆率,更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途徑。合作共贏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對外開放始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國際貿易投資明顯下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遇梗阻,供需兩端受挫。面對困境,我們需要加快打造更為開放融合的直接融資體系,進一步便利跨境投融資活動,積極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助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連接、優化、鞏固。

  二、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文章分析,直接融資的發展根植於實體經濟。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已率先控制住疫情,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持續鞏固,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上穩健前行、不斷升級。“十四五”時期,中國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為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提供了寶貴的戰略機遇。

  一是實體經濟潛力巨大。憑借超大規模的市場容量、完整的產業體系和8億多素質不斷提高的勞動力,中國產業發展升級的勢頭依然強勁,實體經濟潛能將進一步釋放,對資本要素的需求將加快擴大。二是宏觀環境總體向好。貨幣、財政、產業、區域等宏觀政策協同持續增強,法治保障不斷強化,有利於擴大直接融資的生態體系正逐步形成。三是居民財富管理需求旺盛。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跨越1萬美元關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居民擴大權益投資的需求快速上升,為資本市場發揮財富管理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創造了重要條件。四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吸引力不斷增強。隨著金融擴大開放和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持續推進,境內資本市場正在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日益成為全球資產配置的重要引力場。

  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中國間接融資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存量規模大,發展慣性和服務黏性強;市場對剛性兌付仍有較強預期。資本市場新興加轉軌特征明顯、發展還不充分,制度包容性有待增強;中介機構資本實力弱、專業服務能力不足;投資者結構還需優化,理性投資、長期投資、價值投資的文化有待進一步培育;市場誠信約束不足,有的方面管制仍然較多,跨領域制度協同還需加強。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加快破解這些體制機制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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