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完全徹底的城鎮化，即以農民工落戶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越有利於實現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產業興旺的目標，同時避免出現農業衰落和農村凋敝的現象。否則的話，“四化同步”就不太可能實現。因此，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民工的市民化。
為了解決城鎮化不徹底和戶籍制度改革推動不力的問題，中央提出“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要求，地方政府採取的辦法是就地變更戶籍身份。把“縣”變成“市”、把“鄉”變成“鎮”變成“區”、把“村委會”變成“居委會”，人們的戶籍身份就變了。
調查顯示，這個因素對城鎮化的貢獻率高達53%。但是，這只是變了一個統計口徑而已，實際情況並沒有改變。真正的新型城鎮化落腳點應該著眼於進入到城市的農民工。
“就地變更戶籍身份”既解決不了農民工落戶問題，且潛力已逐漸用盡，應該把戶籍制度改革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要推手，盡快消除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巨大缺口。
現在，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學者，對於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達成了高度的共識。提高非農勞動參與率、促進資源重新配置、擴大居民消費，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是戶籍制度改革的顯著社會收益。
我們的研究顯示，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即通過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和資源更有效率配置，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的。但戶籍制度的改革阻點在於改革成本與改革收益的不對稱。地方政府支付主要的改革成本，卻不能獲得全部改革收益，因而產生改革激勵的不相容。
經濟學有個詞叫“外部性”，即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不一致，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不一致。這裡就表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勵不相容。打破困局的關鍵，是做出明確的成本分擔和收益分享的安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需要更合理地分擔改革成本，更合理地分享改革收益。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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