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九二共識”上的攻防戰
“九二共識”的失敗，也是各方在解讀、闡釋、現實構建上出了問題的原因。“九二共識”是1992年大陸的海協會和台灣的海基會代表各自的政府在香港會談的結果，即雙方都認為兩岸都是中國的一個部分，但是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內涵上無法達成一致。即大陸方面認為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方面則認為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由於雙方無法在這個問題上達成文字協議，於是他們決定各自作一個口頭表述。台灣方面的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這其實就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所以國民黨政府一直堅持“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一中各表。
而大陸方面的表述則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換句話說，大陸方面知道雙方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不同，就乾脆不談這個問題，直奔兩岸具體事務的談判，衹要承認一個中國就好。
但是大陸對一中各表的曖昧與迴避，使民進黨及其政府得以整個否定“九二共識”，說兩岸根本就沒有共識。大陸各方後來也一再解釋說“九二共識”就是求同存異，但是在官方文件中從來不說這個“異”是什麼。
的確，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在2005年3月31日會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時，提到“你們中華民國和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講起來都是‘一塊招牌，兩個班底’，大家有共同的基礎，沒必要搞成對立”。中共中央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也在一些場合指出，“九二共識”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台研會副會長許世銓也指出，“九二共識”就是求大同、存小異。大同是一個中國，小異是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
但是這些都不足以抗衡中共方面在官方文件中不提中華民國、不承認一中各表的事實，可以被解讀為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於是民進黨說九二無共識，國民黨也百口莫辯。其實當然是有的地方有共識，比如一個中國；有的地方沒有共識，即這個中國長什麼樣。由於互不相讓，就和《國統綱領》一樣，一盤好棋就這樣被下輸了。
四、兩岸在《國統綱領》與“九二共識”問題上的社會互動模式對今後兩岸關係的啟發
如前所述，影響兩岸關係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意識形態。但是，從社會互動理論的角度看，在基本維護自己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意識形態的情況下，他們如何可以改善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從而仍然可以達致和平發展的目的呢？
第一，打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社會互動理論認為對人和事的闡釋決定了他們對現實的認定以及如何處理政治和經濟問題。在《國統綱領》問題上，大陸政府本來可以把它解釋為一個友好的表示加以接受，並在此基礎上循序漸進地發展兩岸關係。況且中共在原則上也不反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民進黨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九二共識”對一個中國的認定，接受在一中各表問題上的模糊狀態，並在此基礎上和大陸交往，並不會失去台灣的主體性。但是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他們都沒有這樣做，於是兩岸問題便越來越無解。
打破非此即彼的邏輯錯誤也是因為人和世界本來就是充滿矛盾的，不是非黑即白。如上所述，李登輝說自己是“我不是我的我”，他在台獨和統一的問題上最初並不是黑白那麼分明。即使現在民進黨執政，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宣誓的時候，不是也面對孫中山的畫像，向中華民國的憲法宣誓嗎？大陸方面可以把這個解釋為台獨“借殼上市”，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釋為台灣和大陸同是一個中國的宣示。一念之差會決定自己對現實的認知並直接影響自己的決策，並導致兩岸的戰爭（冷戰或者熱戰）或者和平。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經訪談過一些台獨人士，也曾經當面問過李登輝、蔡英文總統、許惠佑、施明德等人關於文化的、歷史的中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即台灣也是文化中國和歷史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的反對情緒幷不是那麽强烈。阿扁當年承認香港會談的模式，也是間接承認“一中各表”。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也提出過憲法一中、“重疊共識”等主張。顯然，在一個中國的內涵上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
泛綠和泛藍陣營也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幷在此基礎上和大陸談判未來兩岸的政治安排。眾多政治人物和學者都曾經提到過歐盟模式，比如宋楚瑜的“一中屋頂”、台大教授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等等，都是可以考慮的安排。
中共在如何統一問題上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從“一定要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從“老三句”向“新三句”的轉變。2000年說“世界上衹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005年又說 “世界上衹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在新三句裏，大陸和台灣就被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了，而且“中國”取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還一再强調“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麽都可以談”，包括中國的國名、國旗、台灣在聯合國中的地位等。厦門大學台研院劉國深教授的“國家球體”理論（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爲一體的兩面）、黃嘉樹（至少是曾經）認同的“一國兩府”的觀點都是兩岸和解的積極思維。當然習近平時代的態度又趨強硬。但是這一切都說明大陸的態度也是在變化的。
台灣方面在和大陸的互動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模糊對自己不利的政策，以使兩岸關係向良性的方向發展。這也是一念之差的問題。
非此即彼作為一個謬誤也表現在關於兩岸談判的條件上面。大陸政府說台灣必須先承認一個中國；民進黨說談判不能有任何先決條件；馬英九政府說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這些都是非此即彼的政治操作。如果都如此缺乏誠意，不視對方為自己人，不願意妥協，那麼兩岸便永遠面臨兵戎相見的危險。
第二，打破政治現實主義的迷思。大陸政府對台灣的強硬態度，其實是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即認為反正我大你小，衹要我全面打壓你，你就得向我屈服。於是最近幾年來，強迫國際商業航空公司必須在自己涉及台灣的標示中改為“中國台灣”，限制大陸、港澳和台灣的交往等。好像衹要將名字改過來，台灣就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在大陸和港澳，在一般媒體上，不能提中華民國、總統、行政院等等字眼，實在要提，得加上引號。好像衹要不提這些字眼，這些機構就不存在了。這些鴕鳥政策帶來兩岸和平了嗎？當然是自欺欺人，結果是兩岸漸行漸遠。
民進黨政府現在將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想靠美國來保護自己的安全，也是非常靠不住的選項。靠山山要倒，靠水水要乾。衹有靠自己，未雨綢繆，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找出來一個和大陸和平共處之道，才能夠真的保護住自己的現實利益。
總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40多年來兩岸關係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其中有些比較好的發展勢頭，比如李登輝時期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但是這些發展，都因為雙方（尤其是中共和民進黨）沒有能夠充分理解對方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從而使得這些發展都沒有能夠持續，並導致了今天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漢賊不兩立”的局面。
但是衹要雙方能夠克服這些邏輯上的謬誤和思維上的迷思，不要把對方視為敵人，從積極方面闡釋兩岸論述，或許兩岸關係能夠在雙方基本利益都不受到損害的情況下柳暗花明。大家或許就能回歸到《國統綱領》、“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上面來，合作共建一個世界主義的、歐盟式的中華聯邦，也即我說的“邦聯式的聯邦”與綠營人士李筱峰所說的“中華聯盟”，也說不定。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