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1日電／據新京報報道，截至2018年底，我國登記在册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有599.4萬例，其中絕大多數缺乏勞動能力，需要長期服藥治療和監護照料。
為此，2017年開始，北京朝陽區試點構建醫院－社區－家庭一體化模式，通過下沉醫療資源、發動社區力量等方式，完善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
精神疾病管理的現狀如何？治療有哪些難點、應該如何改善？就此，新京報記者對話朝陽區精神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朱慶生。
新京報：你曾經提到，精神分裂症一類的精神疾病，很符合慢病的特性，為什麼這麼說？
朱慶生：精神疾病有幾個特點：慢性、反覆、長期、牽延性。臨床治療能讓患者臨床治愈出院，但並不是痊愈，以後有複發的風險。精神疾病和高血壓、糖尿病等慢病很像，需要長期甚至終生管理。
新京報：現在主要的治療手段和模式是怎樣的？
朱慶生：治療手段包括藥物治療、物理治療、心理治療。患者病情穩定後，主要靠藥物治療。
精神疾病治療管理方式是存在發展變化的。早期，全世界範圍內對精神疾病的治療是機構化的，把患者集中在一個醫療機構，進行包括康復在內的治療。後來隨著精神疾病種類增加、患病人群增加，發現機構化治療不是一個可以持續的服務模式，近些年開始去機構化的嘗試。
2016年，我去了香港兩家精神專科醫院之一的葵湧醫院，80年代建院時，他們的床位是1400張，2016年實際開放床位減少到800張，30年之間，香港的人口卻是一直增長的，這就是去機構化的管理模式，在社區對患者進行管理。
我們現在的工作模式也是這樣。患者處於急性期時，在北京安定醫院、北醫六院等精神專科醫院接受治療，病情改善後，下沉到區級精神衛生中心進行康復，患者的住院周期就是180天，之後回歸社區和家庭，繼續疾病管理。
社區、家庭不可缺席
新京報：為什麼這麼強調社區和家庭的作用？
朱慶生：精神疾病的治療目標是患者回歸家庭、回歸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康復，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自我救贖”，患者有信心和動力去拯救自己，只有回歸到最熟悉的環境，才能更好完成信心再建的過程。
新京報：前面提到，精神疾病有長期性和反覆性，怎麼確保患者離開醫院後，能獲得及時的醫療支持？
朱慶生：這就是朝陽區試點構建醫院－社區－家庭一體化模式的初衷。
朝陽區每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都有兩個精防醫生，對在册的6類重型患者進行日常管理，包括上報、監測治療、幫助規律用藥等。對精神疾病的管理，主要就是服藥的管理。但精神疾病的藥物在普通藥店買不到，必須去精神專科醫院開藥。為了讓患者能就近取藥，我們從2017年開始試點在社區建立心身醫學科，培養全科醫生轉崗。
專科醫院的醫生也會定期下沉到社區，提供一些簡易的精神科門診服務，包括開藥，在此之前，社區是不能開這些藥的。
新京報：現在管理的難點在哪裡？
朱慶生：患者服藥依從性、家庭參與度、專業人才數量這三個方面有些欠缺。
精神疾病的特點在於，患者不認為自己有病，也不按時吃藥，有的會藏藥。今年，我們依托北京安定醫院，推廣血藥濃度檢測，對患者的用藥情況進行更準確的判斷，此外，長效針劑的使用，也能緩解一些類似的問題，一個月一針，在保證安全性和較好的療效後，還可以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目前朝陽區已經有數十位患者在免費使用長效針劑進行規範化治療。
家庭對患者的治療管理目前是不夠的，我們希望下一步通過利用信息化、大數據等手段，讓管理醫生可以掌握到患者居家的情況，也可以通過開發遊戲等方式，讓患者在家裡接受一些治療。
另外，精神專科的醫生、護士、輔助人員的數量都是不足的。專業人才資源的配置，有賴於政策導向的推動。我們和發達國家相比，圍繞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組織比較少。朝陽區一些社區也在不斷完善這一部分，譬如組織患者們結成夥伴、組織社工等提供服務。
未來要更關注老年人及亞健康群體
新京報：未來還有哪些需要著力的地方？
朱慶生：有一些群體需要我們更多的關注，比如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
隨著老齡化社會到來，他們的生活照料、心理陪伴問題如何解決？除了子女的照顧，同時社會的支持也很重要，要讓這部分人群有社區可以依賴、有團體可以加入、有活動可以參與，不能獨自悶在家裡，越悶越不利於疾病的康復。
還有亞健康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爭取能讓健康人少向亞健康去轉化，少讓亞健康的人向疾病狀態去轉化。
新京報：針對亞健康群體的心理服務，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朱慶生：朝陽區常住人口有300多萬，我們希望能提供全程的心理健康管理。我們已經開始了核心心理服務能力的建設，這支隊伍由三部分組成，核心團隊是專科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等專業人士，第二部分是從事於精神科相關工作的外周團隊，第三部分是社區團隊，比如居委會人員、民警、志願者等等。這三類人我們已經組織起來了，下一步會通過不斷的培訓去提升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