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短期內通脹不是最需要擔憂的問題。全球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最擔憂的是通縮。但是對於中國來說，要理解通脹形成的機理。中國近幾年的通脹，主要驅動力還是成本推動型的，結構型的。雖然需求端，超發的貨幣也是拉動的重要力量，但是最根本的還是成本推動型的。可以說也是一種社會成本、交易成本、租金成本。比如豬肉的問題，存在很多行政人為的因素。糧食價格問題，受到國際大環境的影響。藥價飈漲，有壟斷和投機力量在裡面。
這些都是供給側，成本端的問題。但恰恰就是這些問題導致的通脹，才是真正的經濟循環的成本。要讓內循環無摩擦的循環下去，需要大力降低通貨膨脹對經濟的損耗。
其實，在經濟循環結構良好的體系裡，通脹是很多發達經濟體夢寐以求的，因為需求起來了，價格上漲能帶動經濟熱情。但是，中國的通脹實際上已經走出良性循環的區域，成為損耗低收入階層的社會成本。這其實是經濟學很迷惑的問題，就是菲利普斯曲線的失效，即通脹降低不了失業率，通脹帶不來增長，通脹只是一種社會成本而非社會收益。這個問題美國在以前也經歷過，即滯脹問題。它最終導致凱恩斯主義的隕落，出現了從供給側入手的里根經濟學，右翼大回潮。
長期來看，中國可能要面對長期滯脹的環境，凱恩斯主義的空間也越來越有限，必須要重拾深化改革的勇氣，加強制度基礎設施的投資，通過成本端來降低滯脹壓力，為內循環體系的運行提供一個更加清潔、更加無摩擦的環境。
三、通過“技術新基建”和“制度新基建”共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
制度經濟學範式內的交易成本，主要是體制扭曲造成的摩擦和障礙。在現實中，在經濟循環體系內一般是指更加廣義的交易成本，是可以通過技術升級、生產力的提高而降低的。中國這麼大規模的經濟體，通過技術手段降低生產、流通和消費等環節中的各種成本，所形成的乘數效應、網絡效應會很大。比如，ETC在高速公路上的應用，降低了時間成本；城際高鐵對都市圈經濟帶和產業鏈的重塑，都可以激發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而從總體上節約成本。因此在雙循環體系中，面向新一代網絡信息產業、數據產業和人工智能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對降低經濟循環的成本是至關重要的。
可以說，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對當前中國建設雙循環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撐。這是當前中國面對多重複雜局勢下，所存留的重要的戰略優勢之一。
在需求側，技術新基建可以激發和創造新的需求。5G基站、特高壓、城際高鐵、城市軌道交通等基建項目，本身就是投資支出需求的一部分。這些新基建的投資會補充由於外需降低帶來的缺口，短期內創造較多的GDP和就業。而新的基礎設施建成並運營後，則會釋放較高的產能和效率，為降低社會交易成本進行技術賦能。比如隨著5G網絡的普及，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的普遍應用，線上消費和購物的需求會進一步激發。而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交通設施的完善，則會進一步降低都市圈經濟循環體系的成本，提高社會運行的效率，在區域經濟內激發和創造更多新的需求。只要以內需為基礎的國內大循環能健康的運行起來，整個雙循環體系就會比較穩固。所以雙循環體系首先應該抓住和利用好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形成的“技術紅利”。
在供給側，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也提高了供給效率，保證內循環體系供給的安全性和連續性。首先，交通、信息和金融支付等基礎設施的完善，降低了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循環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單位產出水平。其次，遠程操作和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降低產業鏈由於跨區域或區域轉移引發的斷裂風險。比如上游的技術服務，雖然由於國際政治環境惡化造成技術人員撤離回國，但是仍然可以通過遠程操作提供服務。還有一些遠程即時視頻會議，有時候比傳統的線下會議還有效率，還節約成本。第三，對於中國這麼大的超級規模經濟體，任何一點技術上的供給側改善，都可能大幅提高整體的供給循環效率。最後，非常重要的一點，這個為高新技術產品運行提供的基礎設施，帶有社會公共資本的性質，可以更有利於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和溢出，將“幹中學”模式發揮到極致。而創新，尤其是重大的創新，往往是不可知的。在高新技術基礎設施這個平台上，創新更容易湧現。
但是最重要的，既然認為尋租型社會是經濟內循環的最大障礙，那麼降低循環成本、提高循環效率的關鍵，還是要在疏通制度障礙、消除體制摩擦上下功夫。這就需要堅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堅持和擴大開放。並不是說循環體系改變了，要以內循環為主，就不需要對外開放或降低開放力度了。相反，而是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道理很簡單，前面已經講過，既然尋租資本、權力資本、投機資本，對市場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就會嚴重影響和阻礙循環體系的流暢運行。因此與減低生產和技術層面的成本相比，制度和體制層面的“降本減負”、清淤疏堵可能更加重要，這將成為內循環保持活力的重要條件。
具體怎麼做？有人說尋租社會是市場經濟造成的。恰恰相反，尋租、投機型社會恰是因為市場經濟不完善，體制改革不徹底造成的。如果說改革初期，為了消除阻力，在轉軌過程中先“幹中學”，摸著石頭過河，採取的是漸進式、非均衡的改革，那麼到了當前這個階段，中國經濟進化為一個複雜現代的經濟體階段，就要及時升級迭代系統，防止積累的摩擦過多造成內存不足，整個經濟無法循環。只要找到尋租社會的根源，就能對症下藥找到根本舉措，關鍵是看能不能執行。之所以權力資本化、行政尋租，原因當然是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沒畫清楚，可以說這是自新中國建國70多年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經濟的最大難題。當然，這在轉軌經濟體，都是一個悖論式難題：一方面，經濟轉型，尤其是制度建設，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這樣政府的權力邊界就不得不擴展；另一方面，經濟市場化、現代化，又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力，阻斷權力尋租和權力變現的途徑。這兩者顯然是存在著嚴重的悖論。
解決問題的途徑，當前來看，一是要加大法治中國建設，為市場經濟提供更加明晰的遊戲規則，通過法律體系形成市場和政府的邊界，讓市場更有效；二是要提高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形成綜合制衡的治理格局，讓政府更有效。實際上，內循環能有效運轉，就是市場能有效運轉。尋租型社會是內循環經濟的大敵，有些尋租行為（吃拿卡要）可能比外部貿易制裁更惡劣，這是需要我們清醒認識到的。
來源：和訊名家 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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