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5日電／近年來，一些國家單邊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沉渣泛起，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和回頭浪。特別是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國際交流和人員貿易往來受到阻滯，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遭到重大衝擊。有人拋出“全球化已經終結”的論調，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如何理性認識和把握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既是重大理論命題，也是重大現實問題，事關世界格局、人類命運、國家前途。
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上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大勢
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經濟全球化從最初的涓涓細流不斷匯聚成席捲全球的滾滾浪潮，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演進的必然結果，其發展趨勢不可逆轉。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社會生產力由低到高的發展，是社會分工日益細化、資源配置不斷優化、市場範圍逐步拓展、產業鏈供應鏈不斷升級的過程，也是生產關係不斷調整並與之相適應的過程。各類市場主體尋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內在動力，促進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範圍不斷擴大。生產要素在更大範圍內優化配置，推動各國比較優勢加快分化，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形成，在資源輸出國、商品生產國、市場消費國之間建立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不斷發展。15世紀，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海外貿易開始規模化發展。17世紀後，歐洲的棉紡織品逐步成為第一個全球化商品。20世紀以來，跨國公司不斷湧現，在世界範圍組織生產和銷售，帶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快形成。歷史和實踐證明，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所帶來的勞動分工細化、資源配置優化、市場範圍拓展，必然要超出單一國家和地區，在更大範圍甚至是全球配置資源，推動生產關係的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科技進步縮短了世界各國的空間距離，降低了交通和通信成本，使經濟全球化成為可能。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的運用使遠洋航行的動力由自然能轉化為機械能，運輸效率大幅提高，人類海洋活動取得質的拓展。此後，電訊、內燃機、汽車等領域的重大創新成果接踵而至，為電子通訊、大規模運輸等創造了條件，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加速流動。科技進步對人力、原材料等其他生產要素產生替代效應，推動先發國家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國與國之間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研發、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逐步形成全球大循環。科技進步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組全球經濟結構、重建社會生產模式、重塑人類生活方式。特別是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以個性化、分散化、信息化為特征的新生產組織方式，對傳統以勞動密集、資本密集、生產標準化為特征的“大工廠”生產組織方式形成替代，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憑借一己之力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全生命周期管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合作格局更加穩固，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緊密聯繫的整體。
經濟全球化是滿足人類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經濟全球化讓各類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使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促進全球經濟總量快速提升、物質財富不斷豐富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人類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在聯合國主導下，國際社會制定和實施了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11億人口脫貧、19億人口獲得安全飲用水、35億人用上互聯網。經濟全球化拓展了人類生存空間，增加了個人發展機會；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建構、發展和革新，促進各種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蓬勃發展，為人類應對共同挑戰提供了更多可能，極大提升了全球共同抵禦風險和應對危機的能力。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值得高度關注的幾個問題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經濟全球化在促進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視的矛盾和問題。習近平主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為全球發展提供強勁動能，也帶來一些新情況新挑戰，需要認真面對。”
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分配不均衡。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引用大量歷史數據，將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與勞動的收益作了詳細比較，發現資本的收益一直遠遠超過勞動的收入，而且這種“剪刀差”越來越大。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憑借資本比較優勢，獲取大部分利潤。發展中國家多處於價值鏈低端，依托勞動力比較優勢賺取微薄利潤。即使在發達國家內部，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也未能公平惠及社會各階層，底層群眾、弱勢群體和精英階層的財富鴻溝越來越大，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向外轉移，就業機會減少。經濟全球化紅利在國家之間、階層之間分配不均衡，在經濟下行時期矛盾更加尖銳，帶來許多不確定性。
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滯後於經濟全球化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制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體系沒有同步迭代更新，嚴重滯後於現實需求。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但參與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嚴重不足，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和保護。個別發達國家的一些政客在國際格局變化中心理失衡、焦慮感上升，肆意踐踏國際規則，動輒無理打壓制裁，加劇了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矛盾衝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