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側扶貧可補貼商品或補貼貨幣，但重點應補貼貨幣
文章稱，扶貧應重點從供給側幫助貧困人口發展生產，同時也可從需求側補貼消費。於是就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從需求側補貼貧困人口到底應該怎樣補？是補貼商品還是補貼貨幣？對此問題社會上一直存在爭議。應從市場結構的角度對如何選擇補貼方式作分析。
以往的政府補貼可謂名目繁多：如住房補貼、家電補貼、農機補貼、化肥補貼、農藥補貼、燃油補貼等。政府發放補貼的初衷是要照顧低收入者，可有些補貼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比如，前些年政府為了照顧農村貧困戶買家電，財政拿出錢補貼家電下鄉，可大多貧困戶急需的並不是家電，結果只能望“補”興嘆。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是政府的補貼方式不對。假若政府不補貼商品，而是補貼貨幣讓貧困戶自主購買商品，貧困戶則可直接受益。驟然聽似乎在理，可後來在調研中發現，即便政府補貼貨幣，貧困戶也未必是真正的受益者。
有一次赴河南豫東農村調研，當地農民告訴我，他們對政府發放農藥補貼很是感激，可他們並沒得到實惠。怎麼回事？一位鄉幹部解釋說：殺蟲劑原先是50元一瓶，可政府給了農民貨幣補貼後，殺蟲劑馬上漲價；而且政府補多少，價格就漲多少。如此一來，真正受益的並不是農民，而是生產廠家或銷售商。
由此可見，無論補貼商品還是補貼貨幣，貧困人口都有可能不是受益者。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精准扶貧，可上面這個難題怎麼解決？解決此難題應從分析市場結構入手，並根據市場結構來選擇補貼方式。我們知道，市場結構可分為買方市場與賣方市場；而補貼方式也有兩種：即商品補貼與貨幣補貼。如果我們將兩類市場與兩類補貼相互搭配，便有以下四種組合。
組合一：買方市場與補貼商品。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商品供過於求，價格有下降壓力。若政府此時補貼商品，受益者無疑是生產企業，而且還會加劇生產過剩。照理，企業生產過剩本來應該壓產，可若政府去購買企業的過剩商品，價格信號被扭曲，企業就有可能不會調結構。
組合二：賣方市場與補貼商品。若市場上商品供不應求，供給短缺會推動價格上漲。此時政府若補貼商品，受益者仍然是生產企業。即便政府限制補貼商品的價格，可由於商品供不應求，貧困人口也不一定能買到，而且還容易產生各種尋租行為。
組合三：買方市場與補貼貨幣。在此情況下，政府給貧困戶補貼貨幣，受益者一定是貧困人口。道理很簡單，由於市場上商品過剩，商品供過於求會令價格下跌；而由於政府補貼的是貨幣，貧困人口購買什麼商品自己有選擇權，這樣，生產企業與銷售商皆不可能擠占政府給貧困人口的補貼。
組合四：賣方市場與補貼貨幣。很多人以為，只要政府不補貼商品而補貼貨幣，貧困人口就一定可以受益。實則不然。在賣方市場，由於商品供不應求，價格會上漲；若政府此時補貼貨幣，需求會進一步拉升價格，商家便可通過漲價將補貼吸盡。前面提到的農藥補貼就是例證。
不難看出，以上四種組合中，只有第三種組合可取，其他組合皆不盡如人意。不過相比較而言，補貼貨幣要好過補貼商品。所以政府開展扶貧，原則上不應補貼商品而應補貼貨幣，即便是商品供應短缺，也要補貼貨幣，不過政府在補貼貨幣的同時，應採取相應措施推進和改善供給。
三點結論
文章提出，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確保貧困人口脫貧後不再返貧，必須按照“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原則，既要把“蛋糕”分好，又要把“蛋糕”做大，從而建立起脫貧的長效機制。為此，政府應重點從供給側發力，扶持貧困人口發展產業，變“輸血”為“造血”，不斷增強貧困人口自己創造收入的能力。
第二，從供給側提高貧困人口收入，重點是要讓貧困人口取得資產性收入。一方面，政府要盡最大可能將資源變資產，並賦予貧困人口完整的資產產權；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或者引進社會資本參與農村基礎設施投資，以此推動貧困地區的資產升值。
第三，從需求側扶貧應精准施策，確保讓貧困人口受益。總的原則是，無論商品短缺還是過剩，政府都應堅持補貼貨幣。若商品供應短缺，政府在補貼貨幣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和改善供給。否則，如果政府直接補貼商品，不論選購哪家企業的商品都會導致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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