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的全球化趨勢及中國的經濟政策抉擇
在美國發動了全球及中美貿易戰兩年後，新型冠狀病毒再度對經濟全球化產生了逆向衝擊，影響可能更為巨大。同時也暴露了體制的弱點。因此，危機也帶來了優化體制的機遇。
如何應對“逆全球化”？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會受到動搖嗎？中國以犧牲經濟增長的方式抵禦新冠病毒，在保障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時也衝擊到對中國產業鏈有依存度的世界經濟以及各經濟體。在面臨經濟大幅下滑及面對防疫物資供應短缺時，這些經濟體處於恐慌狀態之下，更可能感受到過去什麼都從中國進口製造品所衍生的風險太大的問題。在地緣政治也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部分國家不免會減少對中國製造品的依賴度。
這場疫情大流行重新激起了特朗普政府減少對中國依賴的態度，以及讓藥品和醫療物資生產回流的努力，但此舉除了破壞全球供應鏈之外，不太可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為企業要彌補增加的勞動力成本，會加速自動化。特朗普倡導的“脫鈎”可能會使越來越大比例的生產製造將在自動化工廠中完成。
長期看來，所謂的“去中國化”的效果有限。在長期的比較利益原則指引下，中國已經產生了高效率及體系非常完備的製造業。“中國製造”在世界經濟的鏈條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易被替代的。全世界幾乎所有門類的製造業在中國都有其產業集群或者龍頭企業、核心企業。2019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的全球占比接近30%。因此, 中國復工復產能夠繼續引領及支持全球的產業布局。
中美關係是全球政治最微妙、最敏感的關係。美國從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全面遏制中國的戰略已經形成並著手實施。這一戰略短期內不會因誰在台上而改變，貿易戰只是戰略實施體現出來的一小部分。對於中美關係要面對現實，拋開幻想，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做好產業鏈結構重組的準備，也必將給中國企業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這次疫情凸顯了中國體制相對美國的優勢亦反映在中國GDP占美國GDP比例顯著的提升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4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大幅修正了疫情前2019年10月做的2020年及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根據修正後的預測值估計，中國GDP占美國GDP比例從2020年修正前的68.4%提升到70.9%，從2021年修正前的71.5%提升到74.3%。
在這次全球範圍大疫情第一階段的挑戰中，不僅中國表現較好，鄰近共享中華文化的亞洲四小龍表現亦優。反映了中華文化獨特的同舟共濟的社會性；提倡推己及人、人溺己溺、人饑己饑，不分你我一家人的概念，正是新冠狀病毒給人類上的一課。前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及財政部長桑默斯5月14日在金融時報發表這樣的判斷：“如果21世紀是一個亞洲世紀，如同20世紀是一個美國世紀一般，那麼這場流行病很可能被人們記住是因為它一個轉折點”。中國可順勢而為，進一步推動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為基礎的亞洲經濟的整合。同時協助“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推動建立全球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從美國的經驗看來，疫情擴大了社會的不均，更加深了社會對既有體制的不信任。同時，因為高收入工作崗位難被自動化所取代，自動化和數字技術的加速可能加劇社會分化。中國政府經濟目標的設定不僅關注GDP的增長，也應該同等關注GDP的分配，彌補收入分配政策的短板。推動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及脫貧的“新基建”，以便在未來不可避免地發生外部衝擊時，包括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社會能夠建立起風險分擔和社會援助機制，更好地保護最脆弱的群體。
要加快醫療衛生體制機構改革，加大醫院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中國長期處於緊綳的醫療資源。提升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及民眾醫療保障全覆蓋。財政、貨幣政策及金融監管應立足紓困，定向發力。幫助企業減輕負擔，尤其是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穩定就業，保障民生。當經濟復甦之時，要謹慎處理伴隨的極度擴張的金融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高杠杆和壞賬問題，以避免由一場疫情引起的經濟危機演變成金融危機。
政策重心需要從短期穩增長轉向促改革、調結構、擴大開放，取消外資和民營企業准入限制，堅定不移地維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著眼於中長期經濟健康發展，同時推動農村土地市場改革，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設等方面的改革。
來源：銀行家雜誌 作者：華而誠（世界銀行前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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