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2日電／據環球網報道，德國《新蘇黎世報》5月初刊登兩位德國學者合寫的題為“歐洲零點時刻”的文章。作者格雷戈爾·基爾霍夫是奧格斯堡大學的公法教授，也是波恩社會規範基礎研究院的研究員。另一位作者安德烈亞斯·羅德是美因茨大學當代史教授，他的著作《21.0當代簡史》中文版已在中國出版。該文認為，應對當今新冠病毒所帶來的挑戰，歐洲的答案應該很明確：在團結中自由。現在是為歐元和制度化的20國集團（G－20）達成“新協議”的時候了。該文主要內容如下：
顯而易見，新冠疫情危機將是一個歷史轉折點。這次疫情對健康和經濟的影響只能從歷史維度去測量。它對日常工作的影響也很大：商店、飯店、學校和教堂關閉數周之久，音樂會或體育賽事被迫取消。上一次在中歐發生這樣的事情還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二戰結束的“零點時刻”（Stunde null） 人們還記憶猶新。今天我們知道這個“零點時刻”是不存在的，因為戰爭結束後其影響還持續了很久。儘管如此，當時人們還是以遠見卓識確立了1945年之後發展的方向。《聯合國憲章》《歐洲人權公約》與歐洲一體化共同鋪設了這條邁向穩定、現代的福利和憲政國家的道路。
這次新冠疫情結束後，其“之前”與“之後”的差異將不會那麼大。這得益於久經考驗的高效機構與制度，疫情前的狀況要比75年前好很多，也比西方通常自我懷疑與批評所認為的要好很多。這場危機至少顯示了三件事：首先，隨時可能發生所謂不可思議的事情。其次，沒有無法擺脫的路徑依賴關係——事物皆可被塑造。是的，我們可以！第三，政府和政策不是市場、算法或利益集團的俘虜，它們擁有決策和行動能力。
這場危機帶來了新的可能性。使用它們首先需要自省：什麼被證明是值得保留的，什麼是我們必須改變的？哪些想法是長遠的，哪些是不切實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