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8日電／環球網今天發表唐奇芳的文章說，根據海關總署統計，今年前4個月，東盟反超歐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雖有疫情影響，東盟在我國對外經濟合作中的地位持續上升，雙方經濟依存更加緊密。但有些外媒仍片面解讀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疫情蔓延對全球供應鏈布局的衝擊和影響，把近年來一定程度上的外資向東南亞轉移誇大成中國與東盟經濟競爭加劇，甚至提出東南亞某某國家將“代替中國”。
實際上，只要將這一現象放在全球價值鏈和東亞生產網絡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下分析，就會發現這些媒體的結論有多武斷。
首先，東盟經貿地位上升是東亞生產網絡緊密化的體現。以上世紀中後期形成的“雁行模式”為基礎，進入21世紀後，東亞的區域分工結構不斷深刻化和複雜化，逐漸形成一個成熟的生產網絡。與之相伴的是東亞經濟體之間貿易形式的巨大變化，主要體現為產業內貿易和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到2004年，產業內貿易在東亞地區貿易總額中占78%，地區內貿易占56%。這一趨勢表明東亞生產網絡的勞動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日益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產業體系，在全球價值鏈中則以“東亞生產、歐美消費”的模式與歐盟和北美呈鼎立之勢。
由於世界經濟低迷、中美貿易摩擦和新近的新冠疫情影響，東亞經濟體對歐美出口銳減。相對而言，地區內貿易受到衝擊較小，在東亞各經濟體貿易總量中的占比明顯上升。2019年，東盟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4.43萬億元，增長14.1%，幾乎是中國主要貿易夥伴中的最高增幅。中國本就是東盟整體及其大多數成員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如今東盟也上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這是東亞生產網絡日漸緊密的表現。
其次，一定程度上的外資“轉移”是東亞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結果。被某些外媒誇大解讀的所謂外國投資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早在2012年—2013年就開始了。中國吸引外資數量從之前明顯高於東盟到與其持平，甚至較低。但可以明顯看到的是，這些“轉移”的外資主要投入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移原因也都非常直接，比如中國的工資等人力成本上漲導致資本收益降低等。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性變化，是外國對華投資中的服務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直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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