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痰令”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執行難和堅持難。在城市街頭，尤其是在人群之中，在一些隱蔽角落，想要及時“揪出”隨意吐痰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即便發現了吐痰者，從提出處罰到完成處罰，也往往會經歷一番周折。包括禁止吐痰在內，文明習慣的養成非一日之功，即便短時間不惜成本，發動大量志願者上街，也會面臨成本過高、後續乏力的問題。
一項處罰要想發揮最大作用，既要重罰也要“常罰”，而且往往是“常罰”比重罰更重要。任何一種處罰，在程度上都是相對有限的，不可能無限提高，而再高的處罰，如果成為落不下來的靴子，都不會起到應有的約束效果。正如汽車在道路上行駛，不遵守交通規則就要扣分罰款，可如果違章百次只那麼“中獎”罰一次，還會有多少人把規則當一回事？
因此，治理隨地吐痰既要重罰，也要“常罰”，真正讓隨地吐痰成為一種“高風險”行為。可以借鑒治理交通違法的經驗——在現代城市，交通行為多樣且複雜，哪怕把再多的交警派上馬路，相對於不斷增長的車流都是不夠的。現在交通執法已經走向智能化，通過先進的交通設備構築起天羅地網。治理隨地吐痰，也要充分發揮攝像監控等先進設備的作用。此外還可以考慮協同作戰，比如實現跨部門聯動，把現有路面人力資源全部用起來，對現代化手段共建共享。
城市治理是一個系統課題，治理隨地吐痰也要有系統思維，要將其納入城市治理的大框架。如果能夠充分調動起現有的路面資源，充分發揮出現有技術設備的作用，就能通過重罰和“常罰”做到“罰得痛”，推動市容環境衛生實現質的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