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常識，我們還可以進行以下追問。
首先，武漢市有沒有必要瞞報確診和病亡人數？
凡事總得有個起碼權衡。如果冒著風險所能換取的回報卻微不足道，甚至要讓自己深陷泥潭，誰會孤注一擲？
瞞報相關數據，必須要承擔總有一天要露餡、紙終歸包不住火的風險。這種風險指向的後果，將是以瞞報者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並受到嚴厲問責為代價。它能獲得的收益呢？數字少一點，就能升官？就能發財？或者也可以像美國議員們那樣，趁著疫情信息沒有披露，大肆拋售股票獲利？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能夠形成“正向刺激”的案例，相反，湖北省、武漢市相關官員因為疫情初期應對不力被問責的事實，像一把利劍懸在空中。
其次，如果真的瞞報，數據的“縮水”是否足以讓瞞報者免責？
武漢市成為這次疫情的重災區，排查人數以千萬計，確診人數以萬計，病亡人數以千計。和平年代、歲月靜好，無論哪一個數據都是驚人的。在一個信息多元、廣泛流通的社會裡，這樣一起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實質上已經被放置在高倍顯微鏡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