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4
擴張性政策過去效果不佳？
在2010年底退出“四萬億刺激計畫”後，中國的財政、貨幣政策都是相當穩健的，雖然有過幾次擴張，但擴張力度不大、擴張時間也不長。
餘永定：有觀點認為，中國在2012至2013年和2015至2016年有過狂飈突進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但經濟增速表現仍不理想，這表明中國實際增速在潛在增速之上。
首先，我感覺一方面四萬億的推出有過快、過急之嫌；另一方面我們刺激政策退出有過快之嫌。
確實，2012年第二季度，政府曾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以遏制經濟增速的急劇下滑。
2014年政府宣布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但市場的感覺是財政政策並不積極。由於2015年經濟形勢惡化，2016年政府確實採取了比較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是進一步減稅降費。二是擴大財政赤字規模。
與此同時，根據經濟增長的狀況，特別是房地產價格的變動，央行在基本採取“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同時，對貨幣政策的放鬆度進行過一些調整。
總之，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政府曾採取過較為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但力度都不大，每次持續度時間也不長。
焦點5
如何看待制約財政擴張的因素？
現狀不是關鍵，動態趨勢是關鍵；從1998年至2002年中國經濟的經驗看，經濟增長是改善財政狀況的關鍵因素。
餘永定：很多人反對擴張政策，是因為擴張政策受到M2/GDP過高、政府債務問題、僵屍企業、企業杠杆率高等因素制約。
M2/GDP過高、政府債務問題此前已做過解釋，不多做解釋。不過，對於債務問題，有三點需要補充：第一，從官方數據上看，政府債務風險可控。截至2019年8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214139億元，地方政府負債率為25%。第二，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看，多個機構做過估算，但數據差異很大，很難確定哪個數據是正確的。第三，現狀不是關鍵，動態趨勢是關鍵。如何理解？即便債務/GDP的比例已經很高了，這一現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杠杆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以國債為例，如果我們能夠維持財政赤字/GDP比的穩定，同時使經濟增長保持一個比較高的速度。國債/GDP比最終就可以穩定在一個比較安全的水平。
總之，我們不應低估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嚴重性，但是也不要過高估計地方債務問題的嚴重性，更不要因為地方債嚴重就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降下來，就不能採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1998年至2002年中國經濟的經驗已經證明，經濟增長是改善財政狀況的關鍵因素。
焦點6
保增長是否會使得僵屍企業苟延殘喘？
應把消滅過剩產能和增加有效需求結合起來。
餘永定：面對產能過剩，提振經濟有兩種辦法：一是“關、停、並、轉”，用減少產能的辦法來消滅過剩產能。通過淘汰僵屍企業，減少產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業生產效率將會得到提高。另一種做法是通過擴張性的財政、適度的貨幣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辦法來消滅過剩產能。
前一種做法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壓力，優勝劣汰，提高相應行業的生產率。但如果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出現，這種做法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不僅如此，僵屍企業的形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很難定義什麼是僵屍企業。一些現在的明星企業曾長期虧損，但它們的最後成功就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後一種做法可以使經濟在較短時間內恢復增長，可以為結構改革爭取喘息時間，但不會自動導致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即便經濟增長恢復，除非需求結構得到改善，也未必能保證未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前一種政策可以歸類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上是前凱恩斯主義的解決辦法。後一種則可以歸類為“宏觀需求管理”，基本上是凱恩斯主義的解決辦法。
我認為，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有必要進一步強調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性。現實經濟增速低於潛在經濟增速本身就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更重要的是，由於經濟處於通縮狀態，通過“關、停、並、轉”，“去產能”不一定能夠穩定價格。即便價格穩定了，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引擎，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會回升。相反，在“產能過剩——通縮”和“債務——通縮”兩種惡性循環的作用下，經濟增長可能會持續下降，而無法穩定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僵屍企業並非中國獨有，僵屍企業跟制度有關、跟市場機制好不好有關，但並不完全如此。在歐美這些市場機制比較完善的國家，也有很多的僵屍企業。有一些僵屍企業的產生是經濟增長疲軟的結果。經濟增速高一點，在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僵屍企業就會少一些。
焦點7
為什麼財政擴張的方向依然是基礎設施投資？
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餘地依然很大。
餘永定：在消費和出口需求增長速度難以進一步提高，而政府又不希望通過信貸擴張刺激房地產投資的情況下，基礎設施投資對增長的拉動作用難以替代。
因為4萬億刺激計畫的一些副作用，公眾對於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的主張比較排斥。中國政府到底應不應該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投資？
連主張不干涉主義的美國政府都認為，如果政府清楚地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資的基礎設施、知道如何有效地為這些投資項目融資，而且知道經濟處於疲軟狀態，政府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資。2016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強調，當時的低利息率，為美國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創造了極好條件。事實上，西方國家都希望能夠像中國那樣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只可惜是力有不逮。
在產能過剩情況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更沒有必要對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猶豫不決。正如有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中國應該進行投資的基礎建設項目實在是太多了。當前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西方國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國的產能過剩（鋼鐵、水泥、煤炭、化工產品等都價格便宜）實際上為中國進一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提供了絕佳的時機。
四萬億的問題在於基礎設施項目的確定、組織實施和融資方式，而不在於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以抵禦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決定本身。我們真正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總結四萬億的經驗教訓，認真研究應該如何確定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如何同地方政府協調組織投資的實施，以及如何為這些投資融資。此外，基建投資確實存在低效的問題，地方政府是否能夠善用資金仍是一個大問題，這類問題，已經超出我專業範圍。
來源：新京報 作者：侯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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