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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豬肉價格持續上升帶來CPI波動，似乎導致CPI出現失真性。 |
中評社北京12月15日電／CPI上升到近八年新高，主要是受到豬肉價格拉動，而非食品價格和核心CPI保持低位。隨著消費結構的轉變，豬肉價格權重可以按照實際情況適度調整。從CPI與貨幣政策的關係來看，未來核心CPI將越來越有政策意義。
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文章分析，CPI上漲主要受到食品價格的帶動，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9.1%，漲幅擴大4.4個百分點，連續9個月漲幅擴大。食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豬肉價格持續上升，11月豬肉價格同比漲幅擴大到110.2%，對CPI同比的拉動高達2.6%，占CPI同比總漲幅的57.8%。這意味著剔除豬肉價格以外的CPI同比漲幅只有1.9%，處於溫和狀態。受豬肉價格上漲的影響，牛肉價格漲幅也在擴大，同比上漲22.2%；羊肉價格同比漲幅也達到了兩位數。然而核心CPI漲幅下降到1.4%，非食品價格上漲1%，漲幅較低，物價結構性分化明顯。核心CPI較低，表明終端需求仍然偏弱。CPI上升更多是少數食品價格飈升所致，主要原因是供需結構性矛盾的體現。
豬肉價格持續上漲勢頭有望逐漸緩解。為了解決豬肉供需結構性問題，下半年以來多措並舉穩定豬肉市場供給，加大了豬肉、牛肉進口，大批儲備肉投入市場，逐漸促進豬肉供需恢復平衡。近期穩定豬肉價格的各種措施逐漸見效，豬肉價格上漲勢頭已經得到緩解，將降低CPI持續上升壓力。
11月以來全國豬肉平均批發價有所回落，12月上旬全國平均豬肉批發價格42.63元/公斤，比上個月下降了近10元/公斤。截至10月末全國生豬存欄量以及能繁母豬存欄量分別為1.91億頭和1924萬頭，生豬存欄量仍在小幅下降，但是能繁母豬存欄量已經出現止跌回穩。截至11月末，豬糧比價已高達17，是盈虧平衡點的3倍多，意味著當前養豬是暴利行業。再加上鼓勵生豬養殖補貼落地，將會較大力度吸引生豬養殖積極性，促進生豬供給改善。
需要注意的是，生豬養殖周期在6個月左右，生產供應恢復正常至少要到2020年一季度以後。如果當前生豬存欄量得以有效增加，那麼2020年一季度之後豬肉價格可能回落；如果當前存欄量難以盡快提升，豬肉供需結構矛盾問題可能會延續更長時間。
豬肉價格權重可以按照實際情況適度調整。中國CPI權重遵循五年一大調、一年一小調的規律，上一次大調是在2016年。經過測算，2016-2018年豬肉價格占CPI的權重平均在2.7%，2017年以來呈逐漸下降趨勢，到2019年一季度末降到2.1%的低點。
隨著今年豬肉價格持續上漲，根據二季度之後豬肉價格波動帶來的影響，計算出豬肉價格在CPI中的權重有一定的上升。9月以來豬肉價格占CPI的權重為2.4%，比一季度末上升了0.3個百分點。當前豬肉價格權重上升可能不是人為調整，而是豬肉價格上漲對豬肉權重起到了抬升作用。
在消費數量恒定的情況下，價格的快速上升必將導致消費金額支出的擴大，那麼消費金額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就會上升。因此，近半年豬肉價格快速上漲導致豬肉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上升，也就導致近半年豬肉價格在CPI中的權重上升。
由於豬肉價格持續上升帶來CPI波動，似乎導致CPI出現失真性。隨著豬肉價格持續上升，豬肉與牛羊肉的價格差距不斷縮小，必將引起消費偏好的轉變。對豬肉的需求量將會減少，而對牛羊肉的需求量將會增加。那麼應該相應調整畜肉類中各種肉食的價格的權重，降低豬肉權重，提升其他肉類食品權重。因此，可以考慮在明年初適度調整豬肉價格在CPI中的權重。
正是因為不同肉類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效應，在短期內豬肉供需矛盾難以解決的情況下，可以加大非豬肉的肉類食品供給，例如加大對牛、羊、雞、魚肉的生產和進口。相比較而言，進口豬肉的量較為有限，相應地調節國內市場的效果也較為有限；而在全球尋找牛肉進口源卻較為容易，將有助於明顯緩解豬肉供給短缺問題。
文章認為，需要提升核心CPI的政策意義。在物價出現明顯的結構性分化情況下，調控政策面臨兩難抉擇。一方面，物價波動終究是流動性狀況的一種表現，CPI持續上升到高位對貨幣政策可能形成一定制約。另一方面，核心CPI和非食品價格較低，PPI持續負增長，企業經濟壓力加大，又需要貨幣政策加以擴大需求力度。
當前的狀況是少數價格上升推動CPI走高，主要原因是供需結構性問題而非流動性抬升，因而不應對貨幣政策帶來過度制約。宏觀政策需要以穩為主，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但不能泛濫。加大政策的靈活性、前瞻性，重點支持實體產業融資，在擴需求、穩增長上發揮更大作用。
從CPI與貨幣政策的關係來看，未來核心CPI將越來越有政策意義。雖然物價波動是流動性狀況的一種反映但是食品、能源等價格波動與貨幣流動性的關聯度並不十分密切，往往與供給狀況相關，並不完全是貨幣流動性的一種反映。例如，此次豬肉價格上漲是受供給萎縮導致，並非人均豬肉消費量擴大導致，使用貨幣政策調節起不到控制價格的作用。又如，石油價格波動常常是受到地緣政治導致供給波動，使用貨幣政策調控增減流動性是影響不到國際政局的。因此，為了提升CPI的政策效果，有必要制定更為準確的物價指標。
文章指出，實際上，從2013年以來中國就開始統計和公布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核心CPI指標，逐漸與美歐發達經濟體接軌。針對不同類別CPI指標的結構性波動，需要採取更精准有效的對策，這就要求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精細化水平提升。對於食品和能源的價格波動問題，更多地採用影響生產供給的產業政策加以調控；對於核心CPI的波動，著重從貨幣政策角度出發加以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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