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試析台灣民意的結構性變化及其影響 作者：陳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博士
自2016年以來，台灣民意結構出現了若干結構性變化。這些變化涉及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島內治理績效、政黨認同等各個方面的認知，綜合反映了近期台灣社會對政治系統及其運作過程的反思。從各種跡象來看，台灣民眾已經開始從悲情意識與政治激情中走出來，對社會治理績效的關注度日益升高。影響所及，台灣島內政治生態正在接近結構性變化的臨界點，新的政治結構生態正在民意結構的漸變過程中被重新塑造。
一、悲情意識退場為政治理性回歸打開空間
悲情意識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一直是民進黨等政治勢力進行政治動員的有力工具。自1990年代以來，民進黨依靠悲情動員，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版圖。民進黨利用台灣社會廣泛存在的悲情情結，既將自己打造成政治壓迫的“受害者”，同時又將自己塑造成為“反威權”的代言人，泛綠勢力進而在這個基礎上建構並強化了所謂國民黨“原罪”的觀念，佔據了意識形態的道德高地。揆諸台灣1970到2000年前後的政治發展史，利用悲情意識進行動員一直是民進黨開拓政治版圖的重要手段。
悲情意識的核心結構是民進黨等反對勢力長期建構起來的敵對性動員結構。簡單來說，黨外勢力及後來的民進黨長期建構反國民黨話語，其極端形式就是“仇恨意識”的建構。所謂“敵對動員”，也就是建立在敵對訴求下的政治動員。民進黨長期以來一直在“仇恨國民黨”的建構下進行政治動員，一到選舉就會利用這種敵對結構攻擊國民黨，而且這種做法被黨內諸多政治人物認為行之有效。我們經常看到台灣政壇上政黨惡鬥不已，根源就在於這種敵對動員結構。悲情意識依附於這種敵對動員結構，並在情感上強化了這種結構的政治動員效果，是泛綠陣營動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悲情意識立基於民眾特定時期的歷史記憶，因而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記憶的重構以及持續不斷的世代更迭，隱含著特定內容的悲情意識的基礎會逐步消蝕。同時，悲情動員往往意味著較強的對抗性，這種動員模式在台灣社會造成了深刻的社會傷痕，因而民眾在反思之後表達出了對這種動員越來越多的反感。2018年的台灣“九合一”選舉中，可以看出民眾對強對立性動員方式的否棄與厭惡。民進黨執政縣市(如桃園市)能保住執政地位者，大都採用了比較中性的選舉策略。目前雖然不能說民進黨及泛綠陣營的敵對動員完全失效，但其效力下降的趨勢卻是清晰可見的。相應地，依附於敵對動員結構的悲情意識結構也自然會逐步消退。
悲情意識消解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悲情動員的失靈，這在去年高雄的市長選舉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民進黨選情告急時曾訴諸於悲情，又搬出了“美麗島事件”的招牌，但高雄民眾尤其是年輕世代不為所動，許多年輕選民甚至不知“美麗島事件”為何物。這意味著在台灣南部傳統的民眾悲情情結正在逐步消退。究其原因，固然有隨著時間推移民眾對以前對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行為記憶逐步褪色的因素，民進黨長期執政績效不彰，民眾不滿與日俱增，也在客觀上消解了悲情動員的情感基礎。
悲情意識的退場是台灣民意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徵，是台灣社會意識出現結構性變化的重大訊號，意味著原有政治動員結構出現結構性坍縮，傳統的悲情動員逐步退出歷史舞台，未來這種動員方式即便可以存在，也一定要改變形態才有可能生存下來。相應地，悲情動員的退場為新的觀念結構與動員方式留出了生存空間，以發展為導向的動員結構才有可能發展起來。此外，悲情意識的動員會從更深刻的意義上對台灣政治結構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衹有在悲情意識消退的情況下，民眾才有向理性回歸的可能，政治發展也才具備向理性回歸的可能。最近台灣社會對民進黨執政的強烈反彈，可以認為是悲情意識消退之後民眾理性回歸的結果。另一方面，悲情意識的消退在台灣意識形態序列中創造出了大量的空白，為未來新政治勢力建構論述留下了較大空間。
不過需要提到的是，悲情意識雖然逐步消退卻不意味著短期內消失，同時也不意味著依附於其上的敵對動員會立即消失。就短期影響而言，習慣於用敵對動員的政黨很難抑制利用這一工具牟利的衝動，故而敵對性動員與悲情動員仍可能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儘管如此，台灣政治中的政治動員模式及結構會因悲情意識消退產生較大幅度調整，影響所及，各個政治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當然，這種變化是長期而緩慢的。以此而言，悲情意識消退所造成的影響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二、選民“中性化”趨勢及其影響
台灣的選民“中性化”態勢早已出現，學者對島內選民的“中間化”現象早已有過討論。選民的“中性化”與以前的選民“中間化”是有差別的。在兩黨主導政治結構的情況下，“中間選民”必須“選邊站”，這時的所謂“中間選民”也被稱為“搖擺選民”，選民投票行為取向的改變更多是針對候選人，較少涉及到政黨的價值問題。但以最近一段時間台灣社會政治發展顯示出的跡象來看，台灣選民越來越從價值上挑戰兩個主要政黨，特別是民進黨的“同婚”、“反核”理念尤其是上台後推行的相關政策，已被證明難以被台灣社會主流民意接受。這種涉及價值系統認知的衝擊會導致台灣政黨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化，能夠在價值上迎合民眾的“第三勢力”事實上獲得了較大的空間，這是所謂“跳脫藍綠”概念晚近以來獲致的政治意涵。
選民“中性化”趨勢的出現是台灣社會對政黨政治進行反思的結果。民進黨上台以來堅持意識形態掛帥，堅持台獨立場，其政策也主要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因此引發的影響就是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問題叢生。民進黨執政後相關政策的強硬推動加重了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最終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廣泛反彈。社會反思從來都來源於政治現實。從目前島內顯現出的各種跡象大致可以看出，在台灣民眾的認知中，對良好社會治理績效的賦值正在逐步增加，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對立動員的吸引力則逐步下降。這個意義上的“選民中性化”事實上是對近年來民進黨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之治理模式的否棄。以此觀之，強調社會治理能力大概率會成為未來政黨競爭的主軸，這對於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而言，尤其是對民進黨來說，均是巨大的挑戰。
在選民中性化的大趨勢下，國民黨已經被迫進行改革，未來不管成效如何，改革的方向是無法改變的，傳統的“大佬政治”將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而真正具有動員力的政治人物會逐漸取得主導地位。如果按照這個方向發展，國民黨將會變成一個由若干魅力型領袖為基幹組成的鬆散派系聯盟，而動員模式也將由“資源交換型”逐漸轉變為“議題動員型”。這事實上是以前民進黨所走的道路，兩黨事實上面臨著同質性競爭，因而未來選舉中議題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
選民“中性化”對民進黨的挑戰則直指其價值訴求體系。價值訴求是一個政黨能夠生存和發展的靈魂。民進黨在主流論述被台灣社會否棄後，如何重新建構出能反映台灣社會脈動以及被台灣社會接受的價值訴求，是一個更為重大的挑戰。完成此項任務顯然非短期可竟之功。一旦失去了共同的價值，民進黨內部甚至不排除出現分裂的可能，近來民進黨內所出現的紛爭與分歧不過是這種困境的一個先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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