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是市場不足還是市場失靈？高尚全認為，主要還是市場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擺正。主要表現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來應由市場或企業管的事情，本來應該當“裁判員”的，它去當了“運動員”。二是“缺位”。政府主要應發揮服務功能，搞好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是沒有什麼權，也沒有什麼利的，所以往往不願意幹。它願意幹審批，因為有權也有利。三是“錯位”。一些機構、協會針對市場主體的具體交易模式、交易細節進行各種限制、窗口指導等，把行政之手濫用於市場之中，造成不應有的交易成本。其它投資主體“錯位”的現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麼？高尚全說，出路就是“讓位”。市場和企業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應該讓位於市場。總之，要牢固樹立人民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的理念，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樹立“非禁即入”的理念，即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幹的理念。有了這樣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轉變職能，百姓就會有更大更多的創新空間。在供給側改革的進程中，要盡可能地讓市場去調整，引導群眾去創業。而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有隨意性，要成為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落實“兩個中性” 擴大對外開放
新中國70年是由封閉走向開放、不斷與世界融合的進程。從器物貿易、到人文交流、乃至制度鏡鑒，中國收益於全球化，也在為全球化做出自己的貢獻。談及對外開放對新中國的歷史啟示，高尚全指出，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各項工作中長期存在一種“左”的偏見，盲目自信，唯我獨尊，排斥國外好的做法和經驗，使我國經濟管理、技術進步、產業發展等很多方面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截止目前，已經形成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體系，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中舉足輕重的力量。
今後中國應在哪些領域加快開放步伐？ 高尚全透露，“我最近在給中央的建言中，通過對‘中性原則’的思考，提出了‘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並重的‘兩個中性’理論。根據‘中性原則’，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管理經驗，屬於典型的中性事物，也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更可以用的事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發展出許多成熟的經濟管理經驗，這些經濟管理經驗都屬於中性事物，不帶有階級屬性，又都是成熟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這些國外經濟管理經驗十分有利於市場經濟，並無害於社會主義，最終大大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毫不猶豫地學習這些先進的國外經濟管理經驗。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自覺運用‘中性原則’，充分地學習國外經濟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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