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增長動能之變。未來五到十年，新技術革命或者說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引發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的大變革。以互聯網為核心、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簇群的全面應用將帶動應用領域的多種創新，以及各種新業態的不斷出現。新技術革命在全球不斷興起，尤其是數字技術等新技術的深入發展，將不斷催生新業態、新產業，壯大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這些新動能將改變人類社會發展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將深刻改變國家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從而對全球格局產生深刻的影響。
第四是國際規則之變。隨著各國間實力對比的結構性變化，東西方兩大陣營圍繞規則重構和全球治理之間的爭鬥日趨激烈，美從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到終止伊核協議與《中導條約》，再到揚言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和猛烈抨擊北約甚至聯合國，美國似乎在拋棄自己苦心建立起來的戰後國際秩序。在美國有退有進、有破有立的演義中，很好地詮釋了美政府重構國際規則的戰略邏輯。這一邏輯，又從美國先是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然後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談判，最後簽署新版美墨加自貿協定（USMCA）這一過程中得到了完美印證。
姜躍春認為，從國內層面看，日本進入了“令和時代”，中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尤其是中日關係本身也在發生一些新變化。中日關係自身的新變化表現在：第一是高層互訪得以恢復。從李克強總理去年5月成功訪日到去年10月安倍首相訪華，在一定意義上，標誌著中日關係自2012年墜入谷底後實現轉圜；G20大阪會晤期間，安倍晉三首相代表日本政府邀請習近平主席明年春天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習主席原則上接受邀請，這說明中日兩國元首互動有了清晰的日程表。第二是對未來發展方向達成一致。G20大阪峰會期間，中日達成包括多領域內容的“十點共識”，這“十點共識”不僅強調了兩國關係進入新時代，也一致認為，中日兩國應該聚焦共識，管控分歧，化競爭為協調、互為合作夥伴，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另外，值得強調的是，近年來，中日兩方在第三方進行了務實合作，這是中日合作超越雙邊關係本身，在地區層面合作的具體進展，它對深化兩國關係在全球層面的合作具有劃時代意義。
姜躍春指出，新時代的中日關係，面臨新機遇，但也存在新挑戰。從挑戰的層面來說，一是要在新時代，更加客觀、理性、妥善處理兩國關係當中的敏感問題。二是要在區域合作領域拿出適應地區形勢新變化的新思考和新路徑。三是應該在困擾全球經濟下行預期的國際貿易環境中尋找中日之間新的合作點。總之，一句話，如何在新時代找到與新時代中日關係高度契合的合作途徑，使兩國關係行穩致遠，這是兩國面臨的共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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