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收益內化：綠水青山的盈利模式
文章表示，如果說將社會成本內化目的是控制企業碳排放，減少負外部性。那麼與碳排放不同，企業投資改善環境則具有正外部性，其社會收益往往要大於私人收益。這是說，要鼓勵投資者改善環境，就得將社會收益內化，建立社會收益與私人收益的平衡機制。否則投資者缺乏利益驅動，就很難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現在一些人對這一論述有誤解，以為一個地區生態環境好了經濟也就自然發達了，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對的。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有時也會存在衝突，而當兩者發生衝突時，就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生態環境。
顯然，習近平總書記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在強調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不是指“綠水青山”天然就是“金山銀山”。一個基本事實是，農耕時代生態環境肯定比今天好，可那時候經濟卻遠不如今天發達。近些年我做鄉村調研，看到有些地方“綠水青山”確實已變成“金山銀山”，但有的地方雖然也山青水綠，卻至今尚未脫貧。由此看來，要把“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還得為“綠水青山”設計出盈利模式。
將“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關鍵是要將生態環境的社會收益內化。以美麗鄉村建設為例，中央提出，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需要注意的是，將美麗山水和鄉愁變成農民收入，面臨著兩方面的困難：一是生態環境屬公共品，由於生態環境消費不排他，無法向遊客收費；二是生態環境消費即便能夠收費，也往往難以計價。比如，鄉愁是遊客的一種主觀感受，遊客享受了多少鄉愁說不清，鄉愁值多少錢也說不清。
為“綠水青山”設計贏利模式，經濟學提出的辦法是尋找委托品，將那些不能計量或計價的商品(服務)借助某種委托品進行交易。想問讀者：商家賣礦泉水是賣什麼？若你認為只是賣水就錯了。事實上，商家賣礦泉水不單是賣水，同時也是賣“方便”。由於“方便”不好計量，於是商家將“方便”委托到了礦泉水上。一瓶礦泉水300毫升賣2元，600毫升賣3元，水多一倍而價格未高一倍，是因為水增加了而“方便”沒增加。
現實中類似的例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湖南永州新塘村土壤環境好，當地農民就把無污染的土壤環境委托到蔬菜上，將蔬菜和“環境”一起賣到了粵港澳；吉首隘口村將當地特殊的氣候、土質委托到茶葉上，將茶葉和“氣候”銷到了全國；湘西馬王溪村發展觀光農業，將田園風光委托到了生態產業上，也賺得鉢滿盆滿。
往深處想，生態環境的不同要素其實都可以找到相應委托品。上面的例子中，農民將特色山水委托到了特色農產品上；同理，鄉愁雖不好計量或計價，但也可委托到古村、古樹、古井、古建築的門票上。可以推斷，只有找到了委托品，社會收益便可內化，“綠水青山”就有了盈利模式。而生態環境一旦能帶來收入，人們就會有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要特別指出的是，變“綠水青山”為“金山銀山”，尋找委托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積極作為。首先，政府應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的投資，要是路橋不通，即便山再青、水再綠，遊客進不去，“綠水青山”也不可能變成“金山銀山”；再有，政府應為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
三點重要結論
文章提出，我們可得出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不同社會文明形態的形成，是由不同時期稀缺性要素所決定的。隨著中國工業化進入中後期，人們的需求發生了顯著變化，更加追求環保和生態。由於生態環境已變得越來越稀缺，物以稀為貴，於是使損害生態環境的代價越來越高，這樣就決定了工業文明必須向生態文明轉型。
第二，保護生態環境，關鍵在內化社會成本，使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大體保持一致。對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對污染排放企業徵稅；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權，並通過市場進行排放權交易。很明顯，庇古方案強調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強調的是用市場機制限排。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表明，用市場機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
第三，改善生態環境，重點在內化社會收益，建立起社會收益與私人收益的平衡機制。而將社會收益內化，辦法是為不同的生態環境要素找到委托品，並設計出相應的盈利模式。同時，政府應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投資，為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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