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的虛幻化
“中國”這一政治符號在兩岸能夠激發起的政治想像本該正道同源，即它意味著幾千年承襲而來的中華正統、華夏抗衡蠻夷的二元思維，再就是近代中國“落後就要挨打”的屈辱記憶。但就當前的兩岸民意來看，大陸和台灣已經對這一符號產生了想像的歧路。“中國”在島內已經被具體化為“長城”、“黃河”這樣的地理地貌，唐詩宋詞的人文情懷以及對所謂“專制”國家的政治獵奇。它早己不是台灣前輩魂牽夢繞的“父母之邦”，卻成了隔海遙望的他國面向。對之的深刻追問是，在此般政治想像的背後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情感在驅使民眾？
依筆者看來，這隸屬於政治情感中的一種負面情緒：嫉妒。它的負面性比通常的報復、仇恨等還要糟糕。報復是在實際上受到傷害之後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和仇恨心理，而嫉妒的潛意識來自於大陸奪走了本該屬於台灣的“嫉妒物”。當國際上更多地認為“中國”就是大陸，當五星紅旗、北京、天安門與這樣的“中國”更多的劃上等號的時候，台灣受制於兩岸綜合實力的失衡而又無法改變，這種強烈的剝奪感產生的嫉妒心驅使了“中國”的虛幻化，因為不如此就不能實現群體心理的調和。對於這種局面，大陸在沒有傷害對方而被對方疏遠下的鬱悶之情就可想而知，“難道幾千年的文化恩澤就不能消弭幾十年的政治恩怨”？這樣的“中國好聲音”在島內要引起共鳴，尚有待台灣對於“嫉妒”情緒的自我消解，從而將“中國”這一政治符號從“虛幻”走向具體。
2、“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共”的妖魔化
這些政治符號在兩岸引發的錯亂尤為荒唐。在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政府，“大陸”是地理名詞，“中共”是政黨，這三者是分得異常清楚的。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在其政治話語系統中，也從來沒有“党國同構”的論述方式。而在台灣，出現的錯亂在於：第一就是刻意將這三個不同的符號劃上等號，成為了一般等價物，可以通用。第二是在這三個話語符號“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符號連結是前提條件，妖魔化才是根本目的。對於前者，儘管大陸研究人員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方面卻有部分人故意將其歪曲引申為‘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意指政府，且不涵蓋台灣),⑦甚至將中國等同於‘中共’，將國家與政府、政黨混為一談”，但仍然不能擋住島內部分人對此三者的“同化”衝動。在這個基礎上，抓住島內民眾對大陸社會制度的陌生和早期對“仇共”宣傳的歷史記憶，醜化“中共”的政黨形象，進而再與前者連結，實現了整個的話語想像。但這一切能夠發生，也是由於島內有對應的政治“怨恨”情感為之墊底才能奏效。
對於怨恨的政治分析中，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有過這樣的闡述：怨恨是對情緒的一次再體驗；它所具有的敵意是隱忍未發，不受自我行為控制的憤懣。⑧這種“怨恨”的情緒具體表現為它所引發的是一種不會因為得到滿足而消失的情感。長時間的隱忍和仇恨的深化已經讓島內的怨恨上升到敵意不可磨滅的尺度，最終的結局就會變成“不能原諒你的是因為你不是我”，這種指向他者“本質”的怨恨具有不可替換性。導致這種“怨恨”情緒在島內產生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國共內戰中對丟失政權的不甘和中共所謂“叛亂團體”的憤怒，二是大陸對於台獨的政治反對和軍事震懾。而從前者那裡，又演變為所謂的“匪情思考模式”，即如台灣學者楊開煌所歸納的“一切錯誤歸於對方，上升為來自對方的一切都是錯誤”；而在後者那裡，則被民進黨等台獨力量利用這種負面情緒，進行選舉動員。
無論這兩者的哪一種，都是在話語符號混亂下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絆腳石。前者阻礙了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和政治妥協，後者會造成怨恨情緒的惡性循環。德國社會學家舍美爾的“玫瑰假設”早就予以論證，利用嫉妒和怨恨帶來的政治動員，會使得怨恨像弗蘭西斯推動的巨石一樣永遠不會消失。⑨對於大陸而言，除了在面對三個話語符號混亂情況下與對岸無法溝通之外，還會使得每一個大陸民眾個體都在這種怨恨下無從避免，因為怨恨情緒還會將對仇恨的對象出現泛化的趨勢。“怨恨者從他所感覺到的所反對的對象階層裡任意挑選犧牲品”，這就更使得兩岸沒有了任何話語和解和心靈溝通的可能。
3、中華民國、“台灣”的圖騰化
在兩岸之間對於中華民國、“台灣”存在著不同的符號想像，這是雙方各自的政治社會化使然。在大陸，中華民國衹是失敗了的政權，對應的想像更多的是歷史圖景，而且這幾年隨著國共交流的進行，中華民國的歷史評價也趨於客觀。“台灣”在大陸也一直對應的是祖國寶島、阿里山等美好景象。
但這兩個話語符號在台灣，則完全成為不可褻瀆的政治圖騰。圖騰崇拜本身就是一種原始宗教情感的遺留，就如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所言的“上帝迷信”所指出的：人通過幻想，把自己的本質“異化”為對上帝的崇拜，衹有當人認識人是人的最高本質，上帝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時，這種異化現象才能結束。由此可見，政治圖騰本就不隸屬於現代政治文明，況且“政治圖騰”一般都通過具體的圖像、建築等可視材料予以體現，像台灣這樣使用抽象文字來予以激發想像的政治圖騰尤為罕見。中華民國的崇拜表現如果衹是國民黨老兵和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予以的堅守，這還尚可理解，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予政治操守的尊敬。但在台灣，它更多地指向“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崇拜是李登輝試圖通過使用“台灣生命共同體”、“台灣政治實體”、“分裂中國家”、“階段性兩個中國”取代中華民國未果之後，“他的幕僚又設計出這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認同虛像，他們希望這一‘兼顧’‘中華民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新產品敷衍過關”⑩。“台灣”的政治圖騰之路是從1986年9月民進黨成立之後開始，期間有過多樣版本。在目標上有“台灣民主共和國”、“台灣共和國”；在主體上有“台灣民族”、“台灣命運共同體”；在手段上有“激進台獨”、“漸進台獨”。1996年之後，圍繞著“台灣”的圖騰建構開始基本穩定，“台灣”不再是一個地理名詞，由它所衍生的諸多話語儘管模糊不清，島內的政客和部分民眾仍然把它們看作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各種極不相同的潛意識中的抱負及其實現的希望，都被寄託在這區區幾個詞語上。處在這個地位下的“台灣”及其伴生物，“許多人把它們當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們在人們心中喚起宏偉壯麗的幻象，也正是它們的含糊不清，使它們有了神秘的力量。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鮮明的形象是藏在聖壇背後的神靈，信眾衹能誠惶誠恐地來到它們面前”⑪。
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作為政治圖騰，其實質都是一種“國家虛像”崇拜。究其政治心理，都反映出這是一種打著分離思潮招牌的“體制性虛榮”，即使台獨後期，也還是走上了“反共台獨”的道路。所謂“體制性虛榮”，是一種群體性政治心理，表達為對自己政治體制的無條件的讚美，不能接受任何批評和指責。這種政治虛榮心在對外這個維度，就體現為苛刻的政治不“寬容”，即由於自身的優越感使然，不能包容異端，對其它體制排斥，歧視和充滿偏見；在對內這個維度就需要將這種虛榮感寄託在某種“政治神話”之上才能維持下去。就這一層面來說，“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通過“末世神話”來維持的政治虛榮，而“台灣共和國”就是典型的“創世神話”維持的政治虛榮。無論怎樣花樣翻新，都是需要把這兩個政治符號衍生出真實可信的故事，用以正壓邪的主題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已。這種政治情感下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自然是消極、負面的，其左右的話語符號自然會產生混亂。
台灣學者當年提及“台灣民族論”就曾經憂心忡忡地說：“‘台灣民族論’暗藏著把省籍矛盾、地方性（地方主義）層次的摩擦無限上綱為民族、種族矛盾，搞出一種假象，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視野蒙住，甚至於有意蒙住老百姓的眼睛，我憂慮這一種論調的持續將給台灣帶來不測的災禍。”如果說這種災禍放在過往，還衹是造成島內的族群割裂、動搖政治秩序的話，放在今天的兩岸，隨著雙方接觸的頻繁，本應該共享的政治符號被置之不理，大陸珍視的政治符號被抹黑，而島內自己的政治符號則神聖化、無限拔高，這肯定不能帶來兩岸的大和解、大融合，所謂“三通”之外的“第四通”即心靈相通也就無從談起。話語符號，這一兩岸政治情感的“鏡子”，成為了阻礙兩岸政治話語通往理想模式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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